而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地权属，又有其鲜明的私有特色。第一，国人从国家封授、分配 或因“招民垦荒”等政策获得的土地，虽或有各种限制(特别是前期)，但实际上绝大多 数情况下“增丁不加、减丁不退，升迁不加、已故降革不退”，属于可代代传袭、世世 守之的所谓“世业”、“恒产”。即便“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先秦亦是如此。湖北 出土的包山楚简中记有一个叫做番戌的人，因任左御之职有一块“食田”。番戌死后此 田不是交还官府，而是由其子番步继承。番步死后无子，由番戌之弟继承。番戌之弟死 后无子，由其从父之弟继承，并且在发生土田纠纷时，官府裁定认可其继承权和所有权 (注：湖北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第20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这样的 “世业”、“恒产”，在人们心目中就是“私产”，如同宋人叶适所说，“唐世虽有公 田之名，而有私田之实”(注：马端临：《文献通考》，《田赋考》二。)。第二，土地 历来有官田(公田)与私田之分。秦始皇“令黔首自实田”，标志着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对 私有土地予以了承认。以后历朝历代，国家立法均同时保护官田(公田)、私田的权益。 如《唐律疏议·户婚》有“诸盗耕种公私田者”条、“诸在官侵夺私田者”条等；《大 清律例》有“凡盗耕种他人田园地土者，一亩以下笞三十”，五亩加一等，“罪止杖八 十”，所得花利官田归官，民田给主等。第三，土地可以买卖。早在战国时期即不乏土 地买卖的记载。《史记》载赵括之母曾对赵孝成王说，王所赐金帛赵括“归藏于家，而 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注：《史记》卷八一《廉颇蔺相如列传》。)。秦汉以后 土地买卖更为普遍。如董仲舒所说，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 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注：《汉书·食货志》。)。宋以后国家不立田制、不抑兼 并，土地交易频繁，士农工商全都买卖田土；私田官田全都成为交易对象。土地买卖是 土地私有的重要标志，然即便是明文禁止买卖的官田，实际也留出了准许有条件买卖的 口子。如清朝旗地原则上禁止买卖，而其具体规定是：“不许越旗交易”、“甲兵本身 耕地不准全卖”、“不准典卖与民”，“恩赐地如典卖与旗人则听”、“带地投充各户 人丁地亩，照旗下圈地家奴典买例，悉由本主自便”(注：乾隆《大清会典》卷八四。) 等。
    土地权属的国有与私有，本来截然对立、泾渭分明。但在中国传统社会，国有与私有 在相互对立的同时相互依存、相辅相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土地私有权由土地国有 权所派生，又在根本上维系了土地国有权。春秋战国时，“大臣太重，封君太众”，封 君领主占有大量土地且不断向国君争夺土地人口以扩张自己的势力。而各国变法的重要 内容之一，则是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以地主制取代领主制。收回领主所谓“硬化”的 土地占有权，代之以土地的私有、买卖和流动，直至秦始皇“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 郡县”，将全部土地置于国家的直接控制之下。汉恢复封王--尽管后来只限于封同姓 王--是领主制沉滓泛起、作为一种制度不可能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表现。经过唐朝黄 巢起义，均田制与大贵族庄园制同归废圮，地主制方在真正意义上占据了传统社会经济 的统治地位。与之相应的显著变化，政治上是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社会上是地方精 英士绅阶层的形成。自始至终，中国传统社会均在“国”与“家”、“国有”与“私有 ”的相互依赖、相互斗争及利益调整下波浪式前进。
    土地权属的国有与私有，分别具有“非运动”性与“运动”性。马克思曾说，资本主 义社会的土地所有权是“运动的所有权”，即土地进入交换的、不稳定的商品流通过程 ，具有“动产的性质”，是自由的完全的土地私有权；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权是“非运 动的所有权”，具有“不动产的性质”，仅指对于土地的特权占有，是有限制的不完全 的土地所有权；由“非运动的所有权”到“运动的所有权”的转变，乃是由封建社会到 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历史的必然。但在中国传统社会，土地权属国有之下的第二层次基 本是“运动”的，国家始终在寻求土地买卖及土地兼并的动态平衡中发展--不允许土 地买卖、不承认土地国有以下第二层次的土地私有，地主经济就会重新蜕变为领主经济 ，成为分权势力；不抑制因过分土地买卖造成的土地兼并，就会产生新的大土地所有者 ，同样成为分权势力，而分权势力的壮大，则是对高度中央集权大一统国家的反动。中 国传统社会土地权属的“国有”并非“铁面无私”、“硬化”、“非运动”，土地权属 的“私有”亦非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的完全的私有”，即便经过买卖而实现的土 地私有，也是相对的--需要得到官方承认；可能被收回、划拨、罚没等。史家常举《 南史·王骞传》中的一个事例：王骞于大爱敬寺旁拥有王导所获的赐田80余顷，梁武帝 想向王骞买来施舍该寺，王骞却说“此田不卖，若敕取，所不敢言”，梁武帝大怒，将 该赐田“付市，评田价”，逼王骞还钱。这说明土地私有在绝对君权之下只能是相对的 、不完全的。恩格斯曾说：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就没有什么国家所有制，而国家也就 无权征税；私有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国家所有制就高于私有制，而国家也就成了真正 的主人。
    中国传统社会土地权属的多重属性，在“国有”层面上，由于君主是人格化的国家， 又表现为“国有”与“君有”的对立统一；在“私有”层面上，由于实行诸子平分继承 制，又表现为“族有”与“家有”的对立统一；在“具体所有”的层面上，由于土地商 品化程度的逐步加深，明清以后又表现为“主有”与“佃有”的对立统一。
    以下，主要讨论与“土地买卖先尽亲房族人地邻”乡规直接有关的“族有”与“家有 ”。
    中国传统社会土地在第二层次表现出来的“运动”性--“百年田地转三家”；“千 年田，八百主”等，不仅在于土地可以买卖，而且在于“诸子平分”的继承制度。唐宋 法律规定：“应分田地及财物者，兄弟均分”。明清律例明确规定，不仅诸嫡子平分、 诸庶子参与平分，即“奸生之子”，也“依子以半分”：“嫡庶男除有官爵袭封先尽嫡 长子孙，其家财田产，不问妻妾婢生，止以子数均分”。“奸生之子依子量以半分。如 无别子，立应嗣之人为嗣，与奸生子均分。无应继之人，方许承继全分”。“若同居家 长应分家财不均平者……十两笞二十，每两加一等，罪止杖一百”(注：《唐律疏议》 卷十；《宋刑统》卷十二；《大明律例》卷六；《大清律例》卷八、卷十。)。
    如此，“诸子平分”继承制在某种意义上直接造成了土地的“运动”。另一方面，由 于“诸子平分”继承制消弱了家庭--“家产分析，虽数万金，传历再世，愈析愈微” (注：《后山蔡氏宗谱》，《祭田引》。)，代代分析的过程中，家产特别是地产分割份 数越来越多，份额越来越少，从一个家庭代代分化裂变而出的诸多小家庭越来越穷，生 存竞争能力普遍低下，其中一些不得不典卖土地，这便间接造成了土地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