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契内开：
    立卖田文契，殷门顾氏同叔殷足，为因钱粮急迫，央中金胜贤，愿将自己坐落东一都 短字圩官民田柒亩捌分卖到潘处为业，三面议得，时值田价银壹拾壹两伍钱整。言定伍 周年为满。其银契下一并收足。自卖之后任凭立户办粮，并无上下门房阻挡，亦非债准 重易等情。此系两愿各无反悔。欲后有凭，立此卖田文契为照。计开银色玖陆法马入山 号。四址另开。
    雍正十二年五月日 立卖田文契殷门顾氏同叔殷足
    中金胜贤 俱押
    又一纸内开：
    立找绝田文契，殷门顾氏同叔殷足，为因钱粮急迫，曾有契卖坐落东一都短字圩官民 田柒亩捌分卖到潘处为业，已经得价。因原价不敷，复央原中金胜贤，三面议定，找绝 银柒两正，契下一并收足。自找之后，再无不尽不绝。欲后有凭，立此找绝田文契为照 。
    雍正十二年五月日 立找绝田文契殷门顾氏同叔殷足
    原中金胜贤 俱押
    又一纸内开：
    立贴绝田文契，殷门顾氏同叔殷足，为有昔年契卖坐落东一都短字圩官民田柒亩捌分 卖到潘处为业，已经得价得找外，因原价不敷，复央原中金胜贤，三面议得贴绝银肆两 正，契下一并收足。自贴之后，再无不尽不绝，永远潘姓管业，与殷无干。欲后有凭， 立此贴绝田文契为照。
    雍正十三年五月日 立贴绝田文契殷门顾氏同叔殷足
    原中金胜贤 俱押
    又一纸内开：
    立杜绝田文契，潘门薛氏同男凤观，为有先夫潘仲卿祖遗东一都短字圩官民田柒亩捌 分于康熙四十七年间得价卖与殷处，殷亦转卖到潘晋阳处，见在管业。今因尚亏原价， 为此协同原中，向潘晋阳找绝田价银贰拾肆两正，契下一并收足。自找之后，其田任凭 潘姓建房造坟开河掘沟，与潘殷二姓永无干涉。欲后有凭，立此杜绝田文契为照。
    乾隆二年五月日 立贴绝田文契潘门薛氏同男凤观
    过手殷门顾氏 俱押
    从土地交易中存在“回赎”与“找价”的乡规乡例，可知土地权属的转移和确立并不 是一次交易、银契两清就能完成的。
    一方面，土地权属的转移和确立反映、并涉及了传统社会全部社会关系。国有与私有 的对立统一、族有与家有的对立统一、土地权属的多重性，使“绝卖”不“绝”。所谓 “杜绝”、“拔根”、“断藤”，“再无不尽不绝”、“永无干涉”等都是一纸空文。 原业主甚至上手老业主完全无视找绝文契，一找再找，而买主也能接受，至少前一二次 ，均能满足原业主的找价要求。在这里，买主与卖主(甚至包括上手卖主及其亲房族属) 不是买卖场上交易完成即一拍两散的陌生人，反而由于土地交易、由于土地的先后权属 联系到了一起。买主买到土地、权属得到认证，有卖主及其族属的部分恩惠。卖主通常 以“饥寒不过”为理由向买主找价，买主给价，则体现了某种互惠。如安徽毫州冯僧于 雍正年间将21亩地、2分宅基卖给冯治山，写过找绝，立有契纸，共21.5两。20多年后 的乾隆十二年(1746)，冯僧以年老贫困，托邻人向冯治山家索找加添，邻人如此劝说： 他穷极了，念他是同族，再加他1800钱罢。冯治山家依允，当即给了钱，又让冯僧写了 一张“杜绝文约”(注：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清代土地 占有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第376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
    另一方面，土地权属的转移和确立直接涉及到土地价格问题。卖主向买主找价的另一 个主要理由通常是“原价不敷”、“时价不足”。15世纪后半叶到18世纪中叶地价暴涨 。康熙年间广东龙川曾玉登以30千文买邹立坤3.2亩田，乾隆十三年(1748)曾玉登将田 转卖，18年间田价涨到了52千文，相当于原价的2倍；河南息县谭绍思于乾隆二年(1736 )将4亩多地以2.4千文卖给傅良卜为业，傅良卜于乾隆十二年(1746)将地转卖，15年间 田价涨到了7.5千文，相当于原价的3倍；湖南平江李二秦于康熙末年将35亩田卖给朱谦 益，得价银35两，乾隆十年(1745)朱谦益将田转卖高某，11年间田价涨到了540两，相 当于原价的15倍(注：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清代土地占 有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第367、320、358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地价暴涨除了 人口迅猛增长的因素外，有相当多金融货币的因素--白银大量内流，银钱数量攀比上 升，银钱俱贱，百物俱贵。在这样的背景下，卖主通过找价，补偿地价上涨部分，使最 后的总价接近于时价。
    从土地买卖完成，银契两清，报官投税，更写档册，过割钱粮后，直到土地权属的转 移在真正意义上被彻底确立，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少则几年，多的有达70年。这一过程 中的“回赎”“找价”，兼而体现了土地的“非运动性”与“运动性”，成为认识中国 特色传统社会土地权属的切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