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工钱。
    唐代城市中有大量人口为他人雇佣，(31)比如长安通化门长店，“多是车工之所居也。广备其财，募人集车，轮辕辐毂，皆有定价。每治片辋，通凿三窍，悬钱百文。虽敏手健力器用利锐者，日止一二而已。”(《广记》卷84《奚乐山》)这是雇佣有专门技能的人，而且还具有一定的规模。奚乐山身负绝技，可以在一夜之间赚得60贯钱，这当然近乎奇迹，一般的熟练车工每天的收入不会超过100-200钱。(32)
    江淮也和长安类似，贞元初，“唐广陵人冯俊，以佣工资生，多力而愚直，故易售”。(《广记》卷23《冯俊》)可见象冯俊这样的以出卖力气为谋生之道的人在当时是相当多的。冯俊受雇于一个在集市上买药的道士，为他背负百余斤的药囊，从扬州运到六合山中，得到1贯工钱。
    注释：
    ①全汉昇：《唐代物价的变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一本(上海，1947)，第101-148页。另外如王仲荦：《金泥玉屑从考》卷5(中华书局1998年版)也搜集了大量的有关唐代物价的资料。
    ②《晋书》卷7《成帝纪》，咸和四年(329)正月，苏硕攻打台城，造成城中饥荒，米斗万钱。成康元年(335)，大旱，尤其以余姚、会稽为甚，“米斗五百价，人相卖”。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4，179页。同书《五行志》《石季龙载记》记载相近，从成康元年到四年(335-338)连年旱灾，加上战争不断，影响了米价。另《北堂书钞》卷39引《虞氏家记》，东晋初年，江淮曾经出现过“斗粟四两银，糊口不继”的局面，但是当时是否以银两计价似乎可以存疑。
    ③《宋书》卷7《前废帝纪》记载，大明七八年间，东部诸郡大旱，“米一升数百，京邑亦至百余。饿死者十有六七”。“米一升数百”《南史》中升作斗。同书卷84《孔觊传》也有当时“东土大旱，都邑米贵，一斗将百钱”的记载。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43页、2155页。
    ④《梁书》卷2《武帝纪》记载，天监元年(502)大旱，“米斗五千，人多饿死”。同书卷53《庾荜传》也有当时庾荜会稽郡任职，“所在谷贵，米至数千，民多流散”。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9、767页。
    ⑤《梁书》卷36《江革传》记载江革在魏，“日给脱粟三升，仅余性命”。王仲荦在《金泥玉屑丛考》中的按语认为：“‘日给脱粟三升，仅余性命。’盖常人之最低日给也”。另同书卷51《何点传》中何胤提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尽”。第737页。
    ⑥王仲荦的《金泥玉屑丛考》中引了大量关于当时朝廷赏赐的史料，并且把这些材料当做是物与物的比价，这种方法是否有效似乎有疑问。可以先看一下他的结论。开皇初，1石粟200文，1斗20文，同期米1石1600钱，1斗160钱，就算粟和米价格不一，也不可能相差这么多。而且当时物300段同时相当于粟500石和500斛，因此同时的赏赐物品之间应该不存在这样的比例关系。具体内容详见《金泥玉屑丛考》卷4、5的“谷帛钱物比价”，第111-112页，第181-189页。
    ⑦《贞观政要》卷6，贞观十一年(637)马周上疏，提到贞观初是1斗粟值1匹绢，(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09页。)但其余的两《唐书》、《通鉴》、《唐会要》及《贞观政要》卷1的记载都是1斗米。
    ⑧本年的米粟价格有点问题，粟一般不会高过米价，如果是首都，更加不会有这样的事。但是如果把米斗2钱当做是本年出现的最低价格则有可能。
    ⑨在纺织品的实际交易中，市场分得相当细，《唐六典》卷20京都诸市令条，“凡建标立候，陈肆辨物，以二物平市(谓称以格，斗以概)，以三贾均市(精为上贾，次为中贾，粗为下贾)”。杂律也有很多平定物价的规定。《唐律疏议》中有很多对于物价不平的惩罚规定，如卷26杂律上，“诸造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属，有行滥短狭而卖者，各杖六十”。(不牢固谓之“行”，不真谓之“滥”)现存的交河郡文书中，每种纺织品都分为上、次、下三种价格，有的还有细、次、粗等等。胡如雷、李锦绣等人都有文章探讨有关问题。而虽然目前材料集中在西北地区，但是这种市场的交易方式全国应当都差不多，而在纺织品较为精致的江淮，只可能种类更多，分类更细。但是这不是本文的重点，同时也缺少详细的有关江淮地区市场交易的情况，就不再作展开论述。
    ⑩这件事《新唐书》卷53《食货三》认为是贞元初(785)的事，宰相陆贽以“关中谷贱……谷价四十有余，米价七十……江淮米至河阴者罢八十万斛，”不过从相关内容看，贞元初畿辅还是米斗千钱，要求江淮增运漕米，似乎不可能是当时的事。贞元三年(787)长安米价150，当时是“自兴元(784)以来，至是岁最为丰稔。”(《资治通鉴》卷233，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508页)则米斗150在当时已经算是历年较低的价格了。之后历年丰收米价才可能进一步下跌，所以在贞元初米斗70是不可能的。应当以《资治通鉴》卷234所说在贞元八年比较可信。如陆贽所说，江淮因为遭灾米价加倍，则八年以前当为75左右，明显低于长安附近一倍以上，所以每年江淮的漕米入京才会是京洛的重要支持。
    (11)《太平广记》卷133《王公直》：“唐咸通庚寅岁，洛师大饥，谷价腾贵，民有殍于沟塍者。至蚕月，而桑多为虫食，叶一斤直一锾。……明日凌晨，荷桑诣都市鬻之，得三千文，市彘肩及饼饵以归。”洛阳的桑叶“一斤直一锾”，“锾”具体指多少难明。
    (12)《全唐文》卷634收李翱《进士策问道》指出建中元年(780)左右，粟每斗超过100文。按粟米比价3∶5论，则米每斗在160-170文。要低于李翱《疏改税法》中提到的每斗200文的价格。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3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