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徽六年(655)秋，婺州水灾害稼。
    显庆元年(656)七月，宣州泾县山水暴涨。
    总章元年(668)，江淮旱灾引起饥荒。
    咸亨四年(673)七月，婺州大雨引起山水暴涨。
    景云二年(711)八月，淮南诸州出现水旱灾害。
    开元八年(720)，淮南、江南连年水灾。
    开元十四年(726)秋，苏、同、常、福四州水灾。
    开元十七年(729)八月，越州大水。
    这些较大的灾情基本发生在夏秋之际，在当时肯定会造成发生地的粮价上涨，因此江淮地区的物价情况虽然史书上很少有记载，但是说在上述的这些年份出现因天灾而起的变化大致不错。当然这种影响是短期的，主要局限于灾害发生地。如果灾情不延续的话，上升的粮价就会很快回落。因此，具体到江淮地区在唐前期的物价变化，除了上文提到的全国范围的物价波动外，也应当注意到在发生灾害时当地的物价的上涨情况。
    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天灾的巨大影响。从南北朝时期到隋唐，有大量的物价资料都是关于首都和一些大城市在短期内尤其是遇到天灾或战争时的记录。可以不断看到那些较大和较繁华的城市，只要一遇到天灾，或是一场暴风，连着一两个月的豪雨，米价就会在极短的时间内狂涨。当然这种狂涨的价格除非灾荒延续下去，否则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跌到和原来差不多的水平。
    这一方面表现出这种经济本身的脆弱，传统的农耕经济在较大的天灾面前绝对是处于弱势的，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当时城市对于周边地区的依赖。城市既然无法进行农业生产，而又必须向大量的非农业人口供应粮食，因此它所主要依靠的是城郊和附近地区的农业生产，本身也不可能有储积。高宗时由于货币的改铸造成商贾不通，立即就影响了城市的粮价。因此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大城市的粮食供应上，从事粮食交易的商人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关于谷贱伤农的问题。粮价最高时一度达到米斗上万，但唐贞观和开元天宝年间因为丰收也造成了粮价的低廉。贞观时米每斗3、4钱，粟价则更低；而开天年间米每斗也维持在低于20钱的水准。虽然粮价的下跌是天下丰熟的表现，但是如此长久的低价，势必会造成对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的伤害。贞观时的情况缺少史料记载，但是开天时，在开元二年(714)九月、十六年(728)十月、二十五年(737)七月和天宝四载(745)五月朝廷都下诏担心谷贱伤农，并且多在同时决定官府在时价的基础上适当加价和籴两京的数百万粟。李锦绣也指出和籴等手段是唐前期国家通过掌握的财物，调节绢帛及粮价，执行货币政策。(15)
    贞观开天时除了米粟价格及米绢比价，几乎看不到其余物价情况。很难作出比较，胡如雷运用米绢比价将贞观和开天时的租庸调折合成米做了比较。指出贞观初租庸调合米14斗，而租占了85％，是均田农民最重的负担。到贞观十一年(637)，当时的租庸调合米212斗，以庸最重，占到总体的70％，徭役成为最重的负担。开天时，租庸调合计米40斗，农民负担只相当贞观时五分之一左右，当然由于受田不足的缘故，这一结论需要打些折扣。(16)但这确实可以解释为什么号称赋役宽平、轻徭薄赋的贞观农民宁可自断手足以避役。
    唐后期的米价变化有几个极端最高值，分别是759年的京畿(每斗7000)、763年的永嘉和765年的长安(每斗1万)，以及887年的扬州(每斗4-5万)，这几个数字比较特别，超过当时正常米价的7-10倍以上，而且持续时间也比较短。759年和765年的京畿米价，明显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后果。另外乾元二年(759)，第五琦入相，发行重轮乾元钱，以一当五十，货币使用混乱，造成“谷价腾贵……饿死者相枕于道”。(17)这里描述的很可能就是在京师附近的事。而江淮地区在上元二年(761)发生严重饥荒和刘展叛乱，其后江淮“大疫，死者十七八”。(18)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763年永嘉郡的米斗万钱就不难理解了。而887年的扬州之所以会出现每斗4-5万的天价完全是因为三四月至十月间持续的围城和战争造成的，而且也仅限于扬州，十月城破，“(杨)行密入广陵，辇外寨之粟以食饥民，即日米价减至三千。”(19)
    除去这些特别的价格，唐后期米价较高的时期还有759-770年(800-1000钱)、785年(每斗千钱)，光启(885-887)润州(米斗500)。759-770年这一时期的物价飞涨主要是由战乱和一当五十的乾元钱的发行造成的，当然同时出现的天灾也是原因之一。如大历四年(769年)长安暴雨引起水灾，直接造成米价每斗涨到800钱。大历五年(770年)夏天，京畿发生饥荒，米价再涨到每斗千钱。同样的情况不仅发生在京师，大历三年(768)冬天，淮南楚州以东沿淮河的地区发生战乱。大历四年(769)以后，淮南旱灾，“田莱卒荒，闾阎艰食，百价皆震。”“淮南旱荒民饥，有逃亡他境者”。(20)虽然没有当时淮南米价的具体资料，不过连年旱灾引起的粮食价格上涨是可以确定的。
    贞元初的米斗千钱主要是京畿的价格，之前的兴元元年(784)“蝗遍远近，草木无遗，惟不食稻，大饥，道殣相望”。(21)当时长安附近驻扎了大量军队，因此米价的上涨很可能是由于突然出现了大量的粮食需求造成的，所以朝廷采取的对策是增运江淮漕米来增加供给。光启中的润州和大顺中的成都，即使不像扬州那样成为战场，但当时南方大多战乱频仍，动荡的局面和灾荒仍然是米价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