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米绢价格变化的分析
    从上文概述看，唐代以安史之乱为分界点，前后期米绢价格的变化有明显的差别。
    首先，唐前期米价的最高点在高宗乾封元年，斗米400钱；最低点则在贞观年间，低至米斗2钱。其次，比起米价的起落，绢价相对稳定得多。最高点在唐初贞观时，到三四百钱，但时间很短。高宗乾封年间绢价一度上升，但没有具体数字。大部分时间都保持在匹绢200钱上下。
    从物价变化上看，唐前期物价的起落似乎和政治清明与否同步。贞观和开天时物价都很低又稳定，而政治动荡、战乱频仍的时期则物价多有上涨。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造成物价起落的原因不止是政治治乱可以解释的，全汉昇提出的解释主要是在物质供给和货币供给两方面，认为物质充足，货币质量优良，则物价回落，反之则上升。这里似乎可以详细探讨一下，基本上我认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才是影响米价的决定性因素。
    隋大业后期到唐贞观初的物价飞涨，主要的原因是农业生产的荒废。因为隋代连年不断的徭役、兵役，隋末席卷北方波及江淮的农民战争以及唐朝建国后依然没有停息的战事，使得当时尤其是北方耕种失时，大量田地荒芜。唐初北方人口锐减，粮荒情况严重，可见其时农业破坏的情形比人口的剧减还要严重。这是造成隋末及唐初武德年间米价高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天灾的影响是造成贞观时物价上升的主要原因。贞观初年的旱灾霜灾直接引起谷价高涨。否则就算加上币制精良的因素，也很难理解怎么会从贞观三年开始，因为当年丰收，匹绢斗米一下子就变成米斗3、4钱。这一时期，淮南地区的人口也大幅下降，而江南的人口数上升了近40％，对照北方来看，淮南的战乱造成人口死亡或外逃，势必影响当地的农业生产，而相反在隋末唐初比较安稳的江南要能够维持一下子增加的人口，农业生产上自然也要有相应的发展才行。
    贞观三年以后，米价几乎是直线下跌，而且维持了近40年。贞观三年(629)到十一年(637)、十五年(641)，都有天下丰收的记载，其后永徽五年(654)和麟德二年(665)也是如此。这样38年间最少有超过10年的时间是农业丰收的，丰富的粮食供应使得米价瞬间回落，并且保持稳定，这一时期的货币公认较为精良，但是唐代的币制改革从武德四年就开始了，到贞观三年时已有8年，何况唐代尤其是北方，以绢为货币交易根本就是十分普遍的事，对于钱币的依赖恐怕不如想象中的大。是频年丰收的农业生产，或者说是贞观以来已经实施的均田和轻徭薄赋，不夺民时的政策使得生产恢复，马上就体现在了物价尤其是米价上。这时的物价下跌是全国范围的，北起长安，南到岭表，东起山东，西至沧海，都可以沿路取得供给，可见当时的物质丰富程度。
    从中宗乾封三年到玄宗即位以前，物价再次上升，其时由于北方的战事，对农业生产造成了影响，但是那一时期发生的天灾应该是米价上升的重要原因。
    仪凤四年(679)之前连年有水旱灾害，当年夏天又干旱。
    永隆二年(681)雍州大风。
    永淳元年(682)五月，关中相继出现水灾、旱灾、蝗灾，又出现瘟疫。
    六月，长安洛阳一带大雨连绵23天，洛水暴涨，又发生瘟疫。
    神龙元年(705)夏大旱。
    景龙元年(707)旱灾。
    先天元年(712)至二年(713)，大雨造成水灾，继之以旱灾。
    比较一下灾害发生的时间和粮价上升的时间，可以看出基本上是相同的，几乎每一次的物价上涨都紧接在水旱灾害之后，局部性的灾情尤其明显。因此差不多可以说是其时频发的天灾是粮价的上涨的直接原因。另外，当时确实因为货币改铸影响了市面，但这种影响是怎样作用的，值得注意。显庆五年(660)时由于盗铸风行，朝廷就曾经以好钱收买恶钱，但成效不大。乾封元年(666)开始发行新币，废止旧钱，紧接着又重新用旧钱，而盗铸的风气并未受到影响。到仪凤四年(679)又试图收恶钱，一度停止铸钱，但很快恢复。当然这样的变化带来了货币贬值，不过与其说是这个原因引起了物价的上涨，不如说是频繁改变的币制影响了市面上的商业交易，由于市场供应不足而引起了粮价的上涨。
    开元以后，物价下落而且保持稳定，最大的原因仍然是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粮食的充足。史书和唐诗中有太多的材料描述了开天时期在州郡和民间的公私仓库中粮食的充足，要出现这样的丰盛局面，只有在当时的生产达到相当的发展程度才可能实现。可以看一下史书上的记载。
    开元二年(714)九月敕“天下诸州，今年稍熟，谷价全贱”。(《旧唐书·食货志》)
    十六年(728)十月敕，“自今年普熟，谷价至贱”。(同上)
    二十五年(737)七月敕，“岁稔谷贱”。(《通鉴》卷214)
    天宝四载(745)五月诏，“今载收麦，倍胜常岁，稍至丰贱”。(《册府元龟》卷502)
    可见，当时几乎和贞观时一样，环境平和，连年丰收，因此造成了粮价的回落。
    综上所述，唐前期造成米价下落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生产的发展。如果当年丰收，粮价一定会下降，有时甚至下降幅度很大。至于货币的质量优劣，数量多少，会有一定影响，但不是绝对的。贞观时新币发行，质量优良，效果固然明显，而开天时屡屡下诏禁止恶钱，又出太府好钱于市上置换，可是市面上恶钱禁而不止，在江淮一带尤其厉害，这样的货币状况也少能影响当时因为丰收而跌落的粮价。因此关于货币质的优劣和量的多少，在这一时期似乎并未起到太大的作用。而造成上涨的因素除了战争以外，主要是天灾。隋大业末到唐贞观初，以及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天灾几乎是当年粮价上涨最直接的诱因，在局部地区尤其是这样。
    值得注意的是，物价的涨落本身就是很具时效性的，收成丰歉或是灾害一旦发生，立即影响物价变化。而其他因素，如政治的清明与否，农业政策的实施，赋税的轻重，对物价的变化也会有影响，它们可以促进或是削弱自然因素的影响，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于具体的物价变化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农业收成和灾害。
    正是因为天灾的巨大影响，因此除了已经提到的那些全国范围的灾异，江淮地区发生的水旱灾害势必在当时对当地的粮价产生作用。大致较重要的有：
    贞观十二年(638)，吴地旱。
    永徽元年(650)六月，宣州、常州大雨造成水灾。
    永徽四年(653)，杭州水灾。光州、婺州夏秋旱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