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之乱后的流民南迁及其带来的区域历史变动，是东晋南朝史研究最核心的课题之一。近一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学界在侨吴士族关系、侨州郡县及流民分布、黄白籍、土断等问题上积累了极为丰厚的成果。①不过，由于史料不足征等原因，侨民在江南新居地的社会秩序和日常生活图景，仍然很不明晰。②比如说，在江南侨民最为集中的京口、晋陵和建康以东沿江地区，③侨民所带来的生计习惯和文化观念，如何在新居地植根存续？是否会影响到邻近地区的江南旧民？江南旧民又如何面对侨民及其文化？如果没有更为细致的区域性史料，这些问题很难落实到具体地理空间内进行观察。
    句容茅山的道教史料群由此显得弥足珍贵。《真诰》、《周氏冥通记》中记录了大量有关茅山道教活动的细节，其价值早已广为人知。而一类更直观的史料--碑石及其铭文，由于原石多已亡失，尚未受到足够重视。这些当时分布于山中各处的纪念性石刻，蕴含着理解句容茅山区域史的丰富线索。其中，梁武帝普通三年(522)由建康崇虚馆主、道士正张绎主持刻立于茅山南洞口的《九锡真人三茅君碑》，由于其信仰总结意味和大量有明确身份、籍贯的题名，学术价值尤为重要。本文计划从此碑入手，结合相关石刻及《真诰》、《周氏冥通记》等文献记载，从社会史层面探讨句容茅山的兴起及其意义。
    句容茅山以上清派的修道圣地而著名。④茅山中的句曲山洞位列道教十大洞天之八，⑤在《真诰》的“神启”中，“吴句曲之金陵”与“越桐柏之金庭”并称，被认为是“养真之福境，成神之灵墟”，“吴越之境唯此两金最为福地”。⑥不过，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曾历数当时可以修道合仙药的江南名山，句容茅山并不在其列。⑦葛洪就是句容人，他对茅山的“忽视”，说明直至东晋初期茅山仍非修道圣地。根据《真诰》及相关文献来看，茅山被赋予特殊宗教意味，其实就肇始于东晋中期杨羲和许谧父子的降神活动，而真正成为道馆集中的修道圣地，则要到刘宋以后特别是齐梁时期。
    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了句容茅山的圣地化？稍读《真诰》等文献就会发现，神仙三茅君兄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许谧父子的修道之路由其指引，南朝时期茅山每年最隆重的信仰集会也与其有关。值得注意的是，三茅君本是成阳南关人，后渡江成为茅山之主，主管着江南侨旧民众的升仙之路和生死问题。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现象。神仙三茅君的侨民身份是否与永嘉之乱后的流民南迁有关？三茅君信仰的兴盛和茅山的圣地化，是否反映出江南侨民、旧民的融合关系？⑧这正是本文所关心的问题。
    一、普通三年茅山立碑事件
    《九锡真人三茅君碑》原石今已不存，录文收入元代茅山道士刘大彬所编的《茅山志》。原碑内容由五部分构成：(1)天皇太帝授茅君九锡玉策文；(2)三茅君小传；(3)碑铭(叙述茅君事迹、立碑缘起等)；(4)碑阴题记(记述立碑时的神异现象)；(5)题名(“齐梁诸馆高道姓名”；唐宋时期续有补题，阙失未录)，分别收入《茅山志》卷1《诰副墨》((1))、卷20《录金石》((1)(2)(3))、卷15《采真游》((5))。⑨其中，(1)(2)(3)记述三茅君的策命文字和生平事迹，内容与《茅山志》卷5《茅君真胄》、《云笈七签》卷104李遵《太元真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传》大体相似而更简略。⑩由于《茅君真胄》和李遵传记的存在，(1)(2)(3)的相关内容除了具有校勘方面的价值外，史料意义不大。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除了少数研究者简略提及(5)的题名价值外，(11)此碑较少受到关注。
    其实，古代碑石的史料意义，并不仅仅是刻写于其上的文字。碑石刻立同时也是一次重要的仪式过程。如果把普通三年三茅君碑的刻立，还原为一次集体性宗教事件，就会发现其中提示出很多有趣的历史线索。具体来说，为何刻立此碑？哪些人参与了这次活动？立碑时间、地点的选择是否有特殊考虑？沿着这些线索分析，再结合碑阴题名内容，普通三年茅山的信仰图景和此碑的史料价值，就会逐渐显现出来。
    这次立碑有其特定的信仰背景。齐梁时期，茅山的信仰活动颇为兴盛。这种兴盛一方面体现在山中道馆林立，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每年三月十八日道俗云集的登山盛会。《真诰》卷11《稽神枢第一》“三月十八日”条陶弘景注云：
    唯三月十八日，公私云集，车有数百乘，人将四五千，道俗男女状如都市之众。看人唯共登山，作灵宝唱赞，事讫便散，岂复有深诚密契、愿睹神真者乎？纵时有至诚一两人，复患此喧秽，终不能得专心自达。三月十八日是大茅君来游茅山之日，《茅君真胄》云：“三月十八日、十二月二日期要吾师及南岳太虚赤真人游盻于二弟之处也，将可记识之。有好道者待我于是日，吾自当料理之，有以相教训于未悟。”(12)这种明确的指示，自然引起修道者瞩目：“好道者欲求神仙，宜预斋戒，待此日登山请乞。笃志心诚者，三君自即见之，抽引令前，授以要道，以人洞门，辟兵水之灾，见太平圣君。”(13)大茅君来游每年有两日，但据《真诰》可知，十二月二日由于天气寒冷，“多寒雪”，来的人很少。而三月十八日正值“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时节，登山乞神，场面相当壮观。
    从陶弘景的描述可知，三月十八日登山乞神的“四五千人”之中，不仅仅是道士，也包括很多世俗信徒。他们主要的活动是登山，“作灵宝唱赞”，具有很强的仪式性。尽管陶弘景对这种集会颇多批评，但其中揭示的三茅君信仰的活力，(14)却让人极感兴趣。普通三年刻立的三茅君碑，当然也是在这种信仰背景下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