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陶弘景在茅山中换过好几处居所，扼要情况见《许长史旧馆坛碑阴》所刻小传：“永明十年壬申岁，投绂栖山，住中茅岭上，立为华阳馆。至梁天监四年，移居积金东涧。……十四年冬，徙来此馆。十五年，移郁冈斋室静斋。”(陶弘景著，王京州校注：《陶弘景集校注》，第186页)
    (26)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真诰校注》卷11《稽神枢第一》，第347页。
    (27)本段引文均见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真诰校注》卷11《稽神枢第一》，第356、366页。
    (28)据陶弘景记述，南齐初年敕建的崇元馆即位于此处。此外，可考者还有张元妃所造的玄明馆、张允之所造的金陵馆等，均见《上清道类事相》卷1《仙观品》引《道学传》，第877-878页。
    (29)此碑有多家著录，录文比勘参见陶弘景著，王京州校注：《陶弘景集校注》，第171-190页。另可参见李静：《〈许长史旧馆坛碑〉略考》，《宗教学研究》2008年第3期。
    (30)《梁书》卷37《谢举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529-530页。谢举于天监十四年出为宁远将军、豫章内史。十八年入为侍中，领步兵校尉。普通元年出为贞毅将军、太尉临川王长史。
    (31)《六朝事迹编类》卷14《碑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41页)、《宝刻丛编》卷15《建康府》“梁华阳石碣颂”条引《复斋碑录》(《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4册，第18324页)，均指出了此碑碑阳、碑阴的时间差异，但没有注意到碑阴实际上也存在补刻现象。另据《茅山志》卷20《录金石》，此碑在唐大历十三年进行过一次“洗刻”(《道藏》第5册，第634页)，《六朝事迹编类》称“唐紫阳观主刘行矩等重勒”，应当就是指这次“洗刻”。题名中径称“梁武皇帝”，王家葵认为就是重刻时所改，《陶弘景丛考》，济南：齐鲁书社，2003年，第366-367页。
    (32)麦谷邦夫：《梁天监十八年纪年有铭墓砖和天监年间的陶弘景》，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主编：《日本东方学》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80-97页。关于墓砖的发现过程及其相关研究，另可参见陈世华：《陶弘景书墓砖铭文发现及考证》，《东南文化》1987年第3期。
    (33)碑阴称：“此碑有如玄孱宿构，略有四事：一者，工人凿山，唯得此碑，一石有如现成；二者，众石悉不堪作趺，唯所指安碑处，一石有如伏龙之状；三者，密石连环，唯安柱处有自然埳；四者，事竟，洞内飞泉忽涌。”(《茅山志》卷20《录金石》，《道藏》第5册，第632页)
    (34)相关研究参见张超然：《系谱、教法及其整合：东晋南朝道教上清经派的基础研究》，第113-119页。
    (35)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则完全未提及茅君，只提到仙人陈安世，以“入山辟虎狼符”著称。(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卷17《登涉》，第310页)
    (36)东汉时有陈留人茅季伟，为太学生，曾与汉末党人颇有关系，但未见有学仙事迹。(《后汉纪》卷22《孝桓皇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19页)
    (37)张超然：《系谱、教法及其整合：东晋南朝道教上清经派的基础研究》，第89-112页。张超然注意到，相对于紫阳真人跋涉山岳的修道方式，寻求名师。注重存思诵读的上清经法更便于修行，对于身在官场的许谧更有吸引力。但即便如此，许谧仍犹豫不决。杨羲为此做了不少努力，真人不断发出诰示敦促许谧，并为其构设了一位仙偶云林夫人。关于后者的具体讨论，可以参见李丰楙：《魏晋神女传说与道教神女降真传说》，《误入与谪降：六朝隋唐道教文学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96年，第163-183页。
    (38)现存有两种版本的《神仙传·茅君》，差异极大。《四库》本内容较多，情节与李遵撰三茅君传记相似，《汉魏丛书》辑本与《太平广记》卷13“茅君”相同，较简略，具体比勘参见葛洪撰，胡守为校释：《神仙传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82-189页。从顺序上说，应当是先有《汉魏丛书》辑本内容，后来有东晋中期所出李遵撰本，《四库》本最为晚出，明显是在李遵撰本基础上删改而成的。
    (39)《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记有齐客茅焦，颇有事迹。(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27页)
    (40)《太平广记》卷13“茅君”条，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87-88页。
    (41)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真诰校注》卷1《运象篇第一》，第7-9页。
    (42)《紫阳真人内传》，《道藏》第5册，第542页。
    (43)张君房编：《云笈七签》卷105《清灵真人裴君传》，第2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