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之乱后的流民南迁，对江南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由皇室、士族、庶民、军士以及僧人、道士、巫祝等各色人等构成的庞大人群，短时期内集中涌入江南地区。他们带来的文化观念、生计习惯以及信仰传统，也随之进入江南地区，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相关区域的社会历史面貌。这种影响突出地表现在流民最为密集的建康以东沿江和京口、晋陵地区。可以说，“徐兖化”是东晋以后这一地区的重要特征。
    《真诰》中的“神仙侨民”叙事，就是这种移民社会的反映。《真诰》神仙世界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承认“神仙侨民”在江南神仙世界中的优势地位，(119)并力图塑造其对江南新乡土的认同感。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原籍咸阳、侨居茅山的三茅君。他们被赋予的职责是“监泰山之众真，总括吴越之万神”，总管着江南侨旧民众的升仙之路和生死问题。这种“宗教想象力”，与侨民在东晋政治中的优势地位是一致的，与此同时，也隐含着江南寒门、寒人对于一个更加“开放”的体制的渴望。(120)
    “宗教想象力”的背后，是正在走向土著化的江南侨民。永嘉乱后进入江南的流民群体，在经历最初的优待政策后，自东晋中后期开始不断面临着被“土断”为江南人的命运。(121)虽然侨人士族仍标榜自己的北方郡望，但侨民们在事实上已经成为江南人，与江南新乡土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土著化了的江南侨民们，显然更愿意接受一个经历相似的神祇，融合侨、旧两种色彩的神仙三茅君由此获得了成长空间。三茅君对于江南新乡土的认同感，也使其很容易为旧民所接受。这是在侨旧融合的政治体制下，侨旧民众相互作用而带来的一种协调。句容茅山的圣地化过程，展现的正是这样一幅信仰图景。如同现实世界一样，神仙世界的侨旧融合也并不是单线的侨民化，而是在上层表现为侨民化，下层仍保持着土著信仰的底色。南朝江南的社会文化，呈现出的正是这样一种复合面貌。
    最后想要指出的是，茅山本身也让人看到一些“侨置”的影子。大茅君的位号是“太元真人东岳上卿司命真君”，保命君则“总括岱宗，领死记生”，信仰职责均与东岳泰山有关。这种观念有其来历。如所周知，汉晋民众的生死问题本来是由泰山府君掌管的，永嘉之乱后，泰山大部分时间处于胡人政权的统治之下，侨居江南的流民死后归往何处，成为一个显见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三茅君以仙人身份被任命“断制”泰山生死，并将管理机构分别设置于句容茅山和会稽东南滨海的霍山，④在某种程度上正好解决了上述信仰难题。“神仙侨民”依存于江南新乡土，其权力却仍然与沦为胡人统治的泰山信仰有关，这是江南侨、旧关系的反映，也是“圣地”茅山的信仰意义所在。在梁武帝中期佛教日益隆盛的形势下，道教徒在“圣地”茅山建造总结三茅君信仰的纪念石刻，并在许长史碑阴补刻“王侯朝士刺史二千石过去见在受经法者”名单，具有一定的宗教抗争意味。
    注释：
    ①相关学术史梳理，参见胡阿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2-33页；中村圭爾：《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6年，第3-66頁。
    ②这个问题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不断有国内外学者触及，在侨旧学风、语言习惯、族群关系、身份性婚姻圈、土地秩序、物质文化、宗教信仰、社会风气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深具启发意义的成果，如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38-368页；陈寅恪：《东晋南朝之吴语》，《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04-309页；陈寅恪：《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78-119页；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3-101页；中村圭爾：《六朝貴族制研究》，東京：風間書房，1987年，第359-398頁；唐长孺：《南朝的屯、邸、别墅及山泽占领》，《山居存稿》，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26页；中村圭爾：《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第323-383頁；Michel Strickmann,"The Mao Shan Revelations:Taoism and the Aristocracy," T'oung Pao,vol.63,no.1,1977,pp.1-64；曹文柱：《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李伯重：《东晋南朝江东的文化融合》，《历史研究》2005年第6期。但落实到具体的地理空间内、从细部上呈现侨旧民众生活图景的研究，仍然比较缺乏。
    ③关于永嘉乱后江南侨民的分布，参见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长水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6-229页；胡阿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第309-338页；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2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07-412页。
    ④关于东晋南朝道教上清派特别是陶弘景，研究成果数量繁多，张超然有颇为细致的梳理，可以参见氏著：《系谱、教法及其整合：东晋南朝道教上清经派的基础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2007年，第1-21页。此外，也可以参见索安(Seidel.Anna)：《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吕鹏志、陈平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3-26页。为避免繁琐，这里不再赘述。
    ⑤张君房编：《云笈七签》卷27《洞天福地》，李永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611页。
    ⑥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真诰校注》卷11《稽神枢第一》，朱越利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49页。关于茅山宗教地理的概要介绍，参见三浦国雄：《洞天福地小論》，《中国人の卜ポス》，東京：平凡社，1988年，第71-112頁；Edward H.Schafer,Mao Shan in T'ang Times,Monograph No.1,Revised edition,Boulder,Colorado: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s,1989,pp.1-9.
    ⑦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卷4《金丹》，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5页。葛洪提到的江南名山有晋安霍山，东阳长山、太白山，会稽四望山、大小天台山、盖竹山、括苍山。通检《抱朴子》内、外篇，均未提及句容茅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