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关于徐兖地区的道教信仰传统,参见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第1-46页;刘屹:《东部与西部:早期道教史的地域考察》,《神格与地域:汉唐间道教信仰世界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73-243页。 (104)施舟人:《道教的清约》,《法国汉学》第7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49-167页。 (105)《南史》卷45《王敬则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27-1128页。暨阳也是过江侨民的重要居住地,《世说新语·术解》引《郭璞别传》,称其于永嘉乱后,“结亲暱十余家,南渡江,居于暨阳”。(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705页)参见《日知录》卷31“郭璞墓”条。(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763页) (106)王承文:《敦煌古灵宝经与晋唐道教》,第296-319页。 (107)《三洞珠囊》卷1《救导品》引《道学传》,《道藏》第25册,第296页。 (108)《隋书》卷35《经籍志四》,第1093页。 (109)《太平御览》卷671《道部一三·服饵下》引《上元宝经》,第2991页。 (110)参见《周氏冥通記研究(訳注篇)》卷2“六月四日”、卷3“七月二日”,第82、145页。又卷1“夏至日”条称:“姨母修黄庭三一,供餋魏伝蘇伝及五岳三皇五符等。”(第43頁) (111)《登真隐诀》卷下《章符》,王家葵:《登真隐诀辑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4-79页。 (112)有趣的是,陶弘景对“不过修灵宝斋及章符”的道士多有批评,他自己竟也成为被取笑的对象。撰作年代不详的《桓真人升仙记》(《道藏》第5册,第513-517页)称,本来做杂役的陶弘景弟子桓真人(即桓法闿)升仙,此时弘景拜托他代问自己为何一直未能升仙。此事与《周氏冥通记》中周子良升仙前“群仙来游”时的谈话情形相似。麦谷邦夫指出,天监末期的陶弘景,已经陷入非常微妙的心理状态。(《梁天监十八年纪年有铭墓砖和天监年间的陶弘景》,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主编:《日本东方学》第1辑,第80-97页)为何他的升仙会晚于弟子?此点很容易引起人们对上清大道的质疑。 (113)神塚淑子注意到,刘宋以后上清派的仪礼化、教团组织化趋势,与灵宝派相似,实际上背离了最初的个人修仙理念。(参见氏著:《六朝道教思想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99年,第287-291頁) (114)本段引文均见吉川忠夫、麦谷邦夫编:《真诰校注》卷11《稽神枢第一》,第363-367页。 (115)种民概念见《太平经》卷1-17《太平经钞甲部》“种民定法本起”条。(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2页)小林正美认为,东晋南朝时期种民思想的流行,与道教终末论有关。(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第435-458页) (116)《续高僧传》卷6《义解二·释慧约传》,《大正藏》,第50册,史传部二,第469页。参见諏訪義純:《梁武帝仏教關係事蹟年譜考》,《中國南朝仏教史の研究》,東京:法蔵館,1997年,第11-78頁;颜尚文:《梁武帝受菩萨戒及舍身同泰寺与“皇帝菩萨”地位的建立》,《中国中古佛教史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250-319页。 (117)《历代三宝纪》卷3“天监十六年”条,《大正藏》,第49册,史传部一,第45页。《佛祖统纪》卷37“天监十六年”条则称“敕废天下道观,道士皆返俗”,《大正藏》第49册《史传部一》,第350页。 (118)陶弘景梦佛“授其菩提记,名为胜力菩萨”(《梁书》卷51《陶弘景传》,第743页),天监十五年于茅山建菩提白塔,也可置于这一背景下理解。(参见王家葵:《陶弘景丛考》,第30-32页) (119)小南一郎认为,上清修仙思想在南朝的流行,意味着人在神仙世界中的“卑小化”,这可能与江南豪族屈从于北方贵族的政治现实有关。(小南一郎:《尋藥から存思へ--神仙思想と道教信仰との閒--》,吉川忠夫編:《中國古道教史研究》,京都:同朋舎,1992年,第3-54頁) (120)都築晶子:《南人寒門·寒人の宗教的想像力につぃて》,第24-55頁。 (121)关于土断的研究很多,参见胡阿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第89-111页;安田二郎:《僑州郡縣制と土断》,《六朝政治史研究》,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3年,第453-524頁。南徐州的情况比较特别,新近的研究,可以参见小尾孝夫:《南朝宋斉時期の国軍体制と僑州南徐州》,《唐代史研究》第13号,2010年,第3-27頁。 (122)参见魏斌:《仙堂与长生:六朝会稽海岛的信仰意义》,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8卷,第99-12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