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革命派冯自由、章太炎、邹容、陈天华、汪东（寄生）、孙中山等，都没有真正研究过法国大革命史，只是利用法国大革命史为他们的政治主张辩护。他们在政治论战中各取所需，为其所用。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前的1898年写了《法国革命记》一书，向光绪进呈并写了《进呈法国大革命记序》（注：《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8、301页。）一文，充分表露了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惊恐和谴责。1902年，梁启超写了《罗兰夫人传》，此文篇幅虽短，但非常生动，充满激情，充分反映了他同情罗兰夫人和吉仑特派的情感。此文开头和结尾的“呜呼，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假汝之名而行”（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02年版， 专集第4、12册，第1-12页。），脍炙人口， 同时也是他对法国大革命那种复杂心态的流露。与维新派不同，革命派竭力颂扬法国大革命。如邹容在《革命军》中称赞法国大革命是“应乎天而顺乎人之革命，去腐败而存良善之革命，由野蛮而进文明之革命，除奴隶而为主人之革命”（注：邹容：《革命军》，《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1 卷下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652 页。）。并极力称颂法国启蒙思想是“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魂还魂之宝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于是”（注：邹容：《革命军》，《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653页。）。孙中山在1904年1月也写了《驳保皇报书》，有力驳斥了康有为等维新派所宣扬的法国大革命死了“一千二百万人”的论调。他讥讽道“试问巴黎当时人口几何，作者知之乎”（注：孙中山：《驳保皇报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5页。）。与此同时，一些留日学生也积极参与宣传、介绍法国大革命。1900年，冯自由翻译了《法国革命史》，连载在《开智录》上。1903年我国至少有6 家书局、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著作。法国大革命的重要文献《人与公民权利的宣言》、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神》等启蒙思想家的名著、论文也相继刊出。
    辛亥革命后，一些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驱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也纷纷著文肯定法国大革命。陈独秀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说“自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兰西拉飞耶特之‘人权宣言’刊布中外，欧罗巴之人心，若梦之觉、若醉之醒，晓然于人权之可贵，群起而抗其君主，仆其贵族，列国宪章，赖以成立……人类之得以为人，不至永沦奴籍者，非法兰西人赐而谁耶？”（注：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0-80页。）李大钊写有《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等文章，也说“尔后法人之自由幸福，即奠基于此役，岂惟法人，十九世纪全世界之文明，如社会或社会之组织等，罔不胚胎于法兰西革命血潮之中”（注：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01页。）。当然，陈独秀、 李大钊均认为如果把法国大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作比较的话，那么十月革命的意义要比法国大革命的意义伟大得多。
    从“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30年间，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比过去有所进步，有所建树。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点：（1 ）专门研究法国革命史的历史学家开始出现，最突出的代表是沈炼之和杨人鞭。沈炼之自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后留学法国，就读于里昂大学，20年代他是我国唯一最早听过法国大革命史大师马蒂埃有关大革命史全部课程的留学生。1941年9月，他的《法国大革命史讲话》正式出版， 该书不仅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系统的法国大革命史著作，也是一部激励中国青年从法国革命汲取力量，发扬爱国精神，奋起抗战以拯救中华民族的好书。杨人鞭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1937年毕业于牛津大学东方学院，曾在牛津大学师从法国革命史名家汤普森。1930年他就开始翻译克鲁泡特金的《法国大革命史》上下册，并专门为此书写了17页的序言。杨先生回国后的10年间，在抗战时期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三部著作的翻译工作，约90万字，即马蒂埃的《法国革命史》、戈特沙克的《法国革命时代史》以及他本人的学位论文《圣鞠斯特》。杨先生学风严谨，在译马蒂埃《法国革命史》时不仅根据法文原著，而且也参考了英译本，发现了原著的6处疏漏、英译本20处错误，功力之深， 令人钦佩。他所留下的几部译著是我们研究大革命史专业工作者的宝贵财富。（2 ）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不像过去那样仅仅停留在比较肤浅的介绍、评议、政论层次，而是逐渐注意学术研究的专业性。不过，该时期的学术活动仍是普及多于提高，一般性多于专业性，翻译著作多于自撰著作。这时期出版的译著有任光建译的路易·马德楞的《法国大革命史》（1928年版），此书观点反动，公开敌视法国大革命；孙望涛译的德国威廉·布洛斯的《法国革命》（1929年版），此书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的早期著作；刘隐汉译的德国卡尔·考茨基的《法国革命与阶级斗争》（1930年版），恩格斯曾认为此书主要缺点是“缺乏好材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44 页。）。除译著和沈炼之先生的《法国革命史》之外，这时期还出版了卢逮曾的《法国革命史》（1941年版），此书充满了抗战的时代气息。尽管还不能算是学术著作，但这样的书在当时已是凤毛麟角。（3 ）这个时期，人们研究法国大革命不再像过去那样利用它来论争革命或改良、君主立宪与民主人权等议题，而是将它纳入抗战与投降、爱国与卖国的主题里了。沈炼之和卢逮曾的书都证明了这一点。
    回顾关于巴黎公社研究的演进，可以看出，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巴黎公社始终是我国知识界研究法国史的又一个重要课题。
    巴黎公社起义的消息远不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经历了漫长岁月才传到中国。巴黎公社虽为时短暂，仅存在了72天，但它很快就在我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如同一石激起千重浪。
    对巴黎公社的认识和研究，我国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上面提到的王韬的《普法战记》和张德彝的《三述奇》是我国最早记述巴黎公社的两本书。从研究巴黎公社的角度来说都是值得一读的，尽管王韬的书观点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