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养冲的分期法引起了法国史研究工作者的极大兴趣，有赞成也有反对。林贤报、程镇芳认为热月政变也只是标志着从革命的冲击时期转入革命的巩固时期。拿破仑失败后，波旁王朝复辟，才意味着革命的终结（注：林贤报、程镇芳：《略谈法国革命的分期问题》，《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而刘祚昌仍认为， 法国大革命的下限应截止至热月政变，而不应包括拿破仑统治时期（注：刘祚昌：《世界近代史若干问题》，《山东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5 期。）。争议还将继续存在，但目前较多的人则认为，决不能把热月政变作为法国大革命的下限。
    （二）关于热月政变的性质问题
    对于热月政变性质的评价与法国大革命的分期问题的争议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分期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过去我国史学界对热月政变的评价由于受苏联史学家的影响，对它持否定态度。苏联法国史专家曼弗列德说，“热月9日是革命的最后一天。 反革命政变推翻了雅各宾专政，结束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最后一章”（注：曼弗列德：《十八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98页。）； 苏联其他历史学家也有类似的看法。我国过去编写的所有教科书和论著都沿袭此说，认为热月政变是反革命政变，热月党人统治是反革命统治。其主要理由是热月党人上台后废除了雅各宾的革命民主专政的一系列措施，侵犯了下层群众的利益，开始了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统治。
    1979年，刘宗绪首先发表《试论热月政变的性质》一文，对热月政变的性质予以重新评价。文章认为热月政变不是反革命政变，它实际上是结束雅各宾专政的非常措施，建立资本主义正常秩序的一个转折点。雅各宾派专政超越了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范围，热月党人推翻了雅各宾派专政，历史呈现出似乎是倒退的现象，其实这恰恰是历史的正常，它使资产阶级革命回到了正常的轨道（注：刘宗绪：《试论热月政变的性质》，《历史研究》1979年第7 期。）。刘宗绪的这一新论点得到了刘祚昌、冀恩等史学界多数同仁的支持。当然也有反对意见，余小慎在《世界历史》发表的《关于热月政变的性质问题》一文就认为，热月政变具有反动性本来也是相对而言的；热月党人镇压了王党的叛乱，维护了雅各宾的土地法，无非说明他是资产阶级的一个党派，而不能据此就说它不具有反动性（注：余小慎：《关于热月政变的性质问题》，《世界历史》1980年第3期。）。
    （三）关于罗伯斯比尔和丹东的评价
    罗伯斯比尔和丹东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核心人物，历来受到法国史学界、尤其是大革命史学研究者的重视。法国大革命史学家奥拉尔对丹东推崇备至，而另一位著名的大革命史学家马蒂埃则相反，他竭力颂扬罗伯斯比尔，谴责丹东。原苏联史学家多数是褒罗伯斯比尔，贬丹东。直到1993年由于波兰导演凡依达拍摄了丹东的电影上演后在法国史学界又引起了一场争议。1980年以来陈崇武连续在《历史研究》、《法国研究》等杂志上发表了多篇评价罗伯斯比尔的文章与法国历史学家展开争论，表明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罗伯斯比尔应有的看法（注：陈崇武：《评罗伯斯比尔》，《历史研究》1979年第10期；《再评罗伯斯比尔--与法国史学家弗·戈蒂埃商榷》，《法国研究》1985年第2 期。）。陈崇武的论文既不同意某些历史学家把罗伯斯比尔说成为一个虚伪、嗜血成性的人物，也不赞成马蒂埃、弗洛郎斯·戈蒂埃等历史学家把罗伯斯比尔称为“社会主义的先驱”，反“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者”等。他认为，罗伯斯比尔是一位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先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而不是伪善者；是一位有节制的恐怖主义者，而不是嗜血成性的人。他的观点得到了国内外多数同仁的肯定。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乔治·路德曾称赞这些看法是公允的、站得住脚的。
    对丹东的重新评价更引起史学界的重视。我国史学家过去认为，丹东前期在法国大革命中起过重要作用，后期则成了资产阶级暴发户的代理人；他主张“宽容”，侈谈“幸福”，丧失了革命先期的锐气，成了“半截子英雄”。1983年，楼均信首先在《世界历史》杂志上发表文章不赞成这种看法。他认为，历来对丹东的不公正看法关键是对其宽容政策的不同认识。所谓宽容政策就其内容而言不外乎两个方面，即对外主张通过谈判稳定战场，实现和平；对内主张人道、宽大与法治，反对恐怖扩大化。通过这种政策的实现在法国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局面，以巩固新兴资产阶级的统治，巩固共和国。因此楼均信认为这种政策在当时有纠偏、务实的作用，是合理的、正确的（注：楼均信：《略论丹东的宽容政策》，《世界历史》1982年第2期。）。 张芝联的《略论丹东》一文则认为，“丹东在对斐扬派和吉仑特派斗争中有过动摇，但基本上是革命者、爱国者。特别在1792年夏秋之际作出重大贡献”；“丹东对罗伯斯比尔派和公安委员会显然怀有敌意，存心改组甚至推翻两个委员会，但并无恢复君主制或抛弃国民公会的意图”，等等（注：张芝联：《略论丹东》，《历史研究》1985年第2 期。）。楼均信和张芝联对丹东的评价，反映了我国多数法国史学家的看法，纠正了过去某些评价的片面观点。
    （四）关于拿破仑和拿破仑帝国
    “文革”时期出于某种政治需要，拿破仑曾被人们尊为“洋法家”、“反封建反复辟的英雄”；“文革”后，人们仍然重视对他的研究，但只是把他和拿破仑帝国作为人类社会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曾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和历史阶段来看待。20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主要表现在：1.出版了有一定质量的学术专著，如李元明的《拿破仑评传》等；2.发表了一批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如张芝联的《拿破仑与法国大革命》等；3.王养冲和陈崇武主持编译了《拿破仑书信文件集》；4.翻译了多种拿破仑传记，如《拿破仑时代》（勒费弗尔著）、《拿破仑一世传》（罗斯著）、《拿破仑》（塔尔勒著）等；5.引进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如由路易·波拿巴主持编辑的34卷本《拿破仑书信集》等；6.向国内介绍了国外研究拿破仑的史学研究动态，如王养冲的《拿破仑研究的演进》、端木正的《近年来国外拿破仑史学的一些动态》等；7.把国内的拿破仑学术讨论推向国际学术界，如张芝联于1979年5 月23日在巴黎第一大学法国大革命研究所所作的《拿破仑历史作用的不同解释与方法论问题》报告。更重要的是，对拿破仑和拿破仑帝国的研究集中和深化了以下几个重要问题：拿破仑和拿破仑帝国所处的时代所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拿破仑和拿破仑帝国究竟是法国大革命的继续还是反动？雾月政变是旨在巩固革命成果的政变还是反革命倒退的政变？拿破仑是革命的捍卫者还是革命的绞杀者？拿破仑和拿破仑帝国的战争究竟是对外传播革命还是侵略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