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由美国纽约监理会教士林乐知（Young Allen ）在上海主办的中文刊物《中国教会新报》（Review of the Time），对巴黎公社经常有所报道，曾连续刊出了“布法战争”、“法国近事”、“法国民变”、“法京近事”等专题。该报的报道不仅立场反动，黑白混淆，而且往往出现许多失实和错误。因此它只能算是研究公社的反面教材。
    在巴黎创刊的《新世纪》创刊号上所发表的《新世纪的革命》是一篇评价巴黎公社的文章。它对公社的起因和过程，公社的失败原因和伟大历史意义都作了论述。但是其中也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即有“扫除一切政府”的错误观点。
    在“五四”之后，我国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有不少革命领袖都论述过巴黎公社，如李大钊、瞿秋白、周恩来、李达、张太雷、毛泽东等。但他们当时对巴黎公社（la Commune de Paris ）一词的称谓不一。1920年李达在《社会革命的商榷》一文中称它为法国地方自治团（注：李达（春江）：《社会革命的商榷》，《共产党》第2号，1920年12 月7日。）。1921 年瞿秋白在《赤都心史》的《公社》一节中第一次正确地将它译为巴黎公社（注：《瞿秋白文集》第1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106页。）。1922 年周恩来在《十月革命》一文中仍称之为“巴黎共治团”（注： 周恩来（伍豪）：《十月革命》， 《少年》 第5期，1922年12月1日。）。1923年李大钊则音译为“康妙恩”，他所写的一篇文章标题就是《1871年巴黎‘康妙恩’》（注：《李大钊选集》，第447-456页。）。此文对公社作了相当系统和深刻的分析论述，今天看来仍是一篇值得一读的好文章。1926年，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大会筹备处编印了《巴黎公社纪念手册》，它汇集了张太雷等人写的11篇文章，这是中国第一部纪念巴黎公社的专题论文集。同年8月，毛泽东发表了《纪念巴黎公社》的演讲（未收入《毛泽东选集》），也是一篇非常珍贵的资料。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几乎每年都有配合形势发表的纪念公社的文章。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的吴黎平和张闻天合译的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对提高研究巴黎公社的水平无疑是件大事。
    以上是从晚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巴黎公社在我国的反响及研究简况。我们从中至少可以看出两个特点：（1 ）对公社的研究完全是联系实际，配合形势，为当时的政治斗争服务的。例如有的文章强调工农大众夺取政权建立劳动者共和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政府镇压反革命派的必要，联系国防政府投降行径揭露国民党卖国政策等，把历史研究与现实斗争密切结合起来；（2 ）这一时期有关公社史研究的水平仍停留在宣传和普及层次上，不仅没有出现一部像样的学术专著及可供参考的原始资料，而且连一部学术译著也没有（《法兰西内战》除外），也没有出现真正研究巴黎公社史的专家。这比同一时期对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要逊色得多。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法国史的研究开辟了广阔前景。从1949年到本世纪70年代末约30年时间，我国的法国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比起前一时期有了些进步。但总的说来成绩仍不显著，最多只能算是刚刚起步。这是因为：（1）在这30年内约有10 年时间被“文化大革命”耽误了，法国史的研究和其他人文学科一样实际上处于停顿和中断状态；（2）在“文革”前，我国的学术研究处于相当封闭状态， 世界史研究缺乏与国外同行交流的机会；（3）“左”的路线干扰严重， 史学工作者无法正常从事学术研究；（4）解放初期提倡一边倒学习苏联， 在一定条件下有其积极意义，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本来，苏联在研究法国史方面有过卓越的贡献，如卢切斯基、卡列耶夫、塔尔列、卢金，后来的达林、阿多等著名史学家，在研究法国农村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工人阶级状况问题等方面成果卓著，居世界一流水平。但我国在这些方面学习得不多，却在政治上接受了不少“左”的东西。如斯大林、日丹诺夫、基洛夫在30年代所强调的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与十月革命根本对立的观点，再加上国内所流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就使我国的法国史研究的路子越走越窄。尽管如此，在史学界的共同努力下，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
    （一）关于法国通史方面的译著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严格说来我国还没有一部真正自撰、自编或翻译的法国通史，但自1949年之后到70年代后期，却连续出版了三部法国史的译著。两部是苏联学者编写的，另一部是法国学者写的。这三部法国史各有特色，对于推动我们学习研究法国史起了一定的作用。
    1962年，三联书店出版了由刘立勋翻译的苏联历史学家罗琴斯卡娅的《法国史纲》。 此书严格说来不是通史而是断代史， 它只是叙述从17世纪中叶起到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的法国历史。该书的特点是对人们已比较熟知的法国大革命、第一帝国、1848年革命等从略，而对复辟王朝、七月王朝和第二帝国时期记载较详细。它不仅注意政治史，也重视社会经济史，因而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书中也有疏漏，如写到《人权宣言》时说，“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从这时起成了一切革命战士的口号，其实三位一体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提出是《人权宣言》以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