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对这一时期政治制度稳定性的探讨比过去深入。传统观点认为，第三共和国时期政局的特征是内阁更替频繁，政局不稳定。而沈坚在《试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治制度中的稳定因素》一文中则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认为，第三共和国的政治统治是相对稳定的，过分强调政局动荡是不确切的，因为“宪法的灵活变通性使之成为法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宪法。在法国政治派别斗争格外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这种貌似不稳定的灵活变通性却成了宪法的护身符”（注：沈坚：《试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治制度中的稳定因素》，《杭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其三，对“布朗热运动”的研究也取得了新的成果。过去我国史学界认为，布朗热运动的性质是沙文主义的。1993年，计翔翔发表了《布朗热运动辨析》一文，该文考察了布朗热运动的全过程，认为这一运动“充分反映其本质特征的是反共和主义的波拿巴主义运动”；该文还特别指出这一运动“给法国历史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极大丰富了动员群众的政治手腕”，“保守势力受到致命的打击”，“使共和国顺利地战胜了它的严重威胁，议会的共和国已经走向成熟”（注：计翔翔：《布朗热运动辨析》，《杭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楼均信主编《法兰西第一至第五共和国论文集》，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197页。）。
    其四，关于第三共和国灭亡的原因，我国史学界80年代以来对此进行了较多的探讨，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高振明在《试论1940年法国失败》一文中认为，“法军防线的迅速崩溃和法国政府的屈服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法国一部分主事人长期追随英国推行绥靖政策的必然结果”（注：高振明：《试论1940年法国失败》，《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4 期。）。戴成钧的《论1940年法国溃败的原因》一文则认为，“军事战略思想和方针上的错误，以及战术应用上的失误是法国溃败的主要原因”（注：戴成钧：《论1940年法国溃败的原因》，《法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30页。）。
    （九）关于戴高乐和戴高乐主义
    戴高乐是法国历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对内加强总统权力，削弱议会的权力；对外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提出了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的口号。从近年来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专著看，本课题的研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
    1979年9月， 周剑卿发表了《戴高乐是怎样登上历史舞台的》一文，1982年又发表了《论戴高乐的历史地位》。文章认为，总的说来戴高乐属于大资产阶级，他虽然有反共反人民的消极一面，但不失为反法西斯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的民族英雄。他是法国资产阶级出类拔萃的政治家。
    1984年，吴国庆发表了《戴高乐主义初探》，认为戴高乐主义是在战后长期演变中形成的，它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各个方面，而外交方面比较突出（注： 吴国庆：《戴高乐主义初探》， 《法国研究》1984年第4期。）。陈乐民在1984 年发表的《论戴高乐主义》一文则认为，戴高乐主义的核心是维护法国的民族独立和争取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世界大国地位。戴高乐主义不仅对法国今后的发展具有长远的影响，而且几乎成为第二世界反霸斗争的典型形象。
    庄锡昌、周剑卿合著的《法国近代外交史》一书不仅对戴高乐和戴高乐主义作了细致深入的描述和分析，而且对近代法国的外交政策、法国在国际新格局中的作用和特点等都作了恰当的表述和分析。这是一部很有分量的著作。
    （十）关于中法关系史
    近年来，该课题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1980年张芝联发表了《历史上的中法关系》，1984年又发表了《中法文化交流--历史的回顾》。文章对中法关系和文化交流的历史作了深入浅出的回顾和叙述，提供了不少新鲜材料。1989年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 法国史学界召开了国际史学讨论会，主题就是“法国大革命与中国”。会后汇编出版了国内外史学家的论文集《法国大革命200 周年纪念论文集--大革命与中国》，分别用法文、英文、中文三国文字在三国出版。论文集获得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1994年又以中法关系史为主题召开了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又出版了论文集《中法关系史论》。此外，端木正的《法国革命史的研究与中国》和《关于〈马赛曲〉在中国的历史》、戴逸的《四库全书和法国百科全书》、章开沅的《法国大革命与辛亥革命》、金重远的《拉萼尼使团与中法黄埔条约》，以及陈叔平的《巴黎公社与中国》等著述集中反映了我国史学工作者对中法关系史的研究水平。
    以上十个方面并不十分全面，著作和论文的介绍也是挂一漏万。不过可以说明我国法国史研究在解放后，尤其是在“文革”后2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当然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如金重远对法国大革命时期最高限价政策，尤天然对法国宗教世俗化，孙娴对第二共和国，陈文海对法国封建社会的督察官，李宏图对法国民族主义思潮，沈大力对巴黎公社，许平对法国农村社会结构变化，王加丰对胡格诺教派，端木美、周以光、张丽、王家宝对法国社会变迁，申晨星对忿激派运动，许虹对大革命时期旺代地区农民叛乱的原因，刘文立对法国金融资产阶级的作用，曹特金对布朗基等课题的研究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因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