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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历史分期问题上来，这个问题很难处理，因为不存在清晰的一刀切的分期，它们互相重叠。二战结束后，分析的社会科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日渐突出，但历史学老式的以叙述为主和以政治史为中心的模式仍然很活跃，特别是在西德，当然也不限于那儿。当社会科学模式受到来自后现代主义者和文化主义者方法的攻击时，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科学决没有死亡。我们试图进行分期，即使这种做法只能是近似的。历史与历史学之间有着密切的但不是直接的联系。必须要从历史研究与写作置身其间的政治、社会、文化与知识语境中来看这个问题。历史学的分期与历史分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重合。这样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可视作是历史的转折点，但未必是历史学的转折点；战争与其后果只是程度有限地影响了历史研究。战前受到训练的历史学家们统治了战后历史学职业很长一段时间。苏联是个例外，那儿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大清洗。德国1914年前受到训练的历史学家们一直持有严格的民族主义、反民主的立场，未因政治事件而动摇，直到一战结束甚至许多情况下是二战结束、直到60年代退休后，才被批判的新一代所取代。⑦即使共产主义失败之后，俄国和前苏联卫星国的那些历史家学们，他们多半保住了职位，略作调整后继续坚持老方向。只有东德在两德统一后才有广泛的人事流动。 我们如何划分这些历史阶段?一战、二战或苏联的失败是一个时期通往另一个时期的转折点么?从1789年到1914年以来漫长的19世纪，以及从1914年到1989年以来短暂的20世纪，这些概念意味着什么?这些年份的每一个都标志着转折点，但又不是完全的断裂。只要我们记住这些阶段是相对的，我们就会同意存在着划分历史阶段的重要年份。下面我要提出一些对历史学产生影响的年代。我们很容易就1914-1918、1945、1989年以及我要做出些解释的1968年取得共识。这些转折点都曾对想象和记忆历史的方法产生了影响。 然而历史分期和历史学的分期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方面的，其中历史语境塑造了历史学的方向。历史条件对写作与想像历史产生了影响，历史写作也影响了历史话语。历史学家们对集体记忆的形成做出了贡献。职业历史学自19世纪创立以来声称的理念是重建过去，用兰克的话说是“如实直书。”⑧这意味着在理论上排除了政治导向。然而很显然，不论是书写的或其他形式的历史叙述，自开始起就都不能与历史学家的意识形态或政治观点相分离。没有价值中立的历史学。兰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坚持历史学家必须保持价值中立，一方面抵制自由主义改革者，另一方面抵制他认为的那些反动派，尽管如此，他的政治立场是把后拿破仑时代的普鲁士现状看作历史发展的客观产物。⑨历史研究的职业化自一开始就到处伴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并通常得到国家心照不宣的资助，不仅仅在德国如此，而且正如埃菲·加兹(Effi Gazi)揭示的那样，整个欧洲都如此，包括巴尔干国家。⑩19世纪兰克传统下的德国历史学家们将彼此看作一方面要对历史客观性尽责，另一方面对德国的民族事业尽责，该项事业要求牺牲自由与民主理念以服务于本民族。法国的情况类似，儒勒·米什莱从浸淫档案中而创作并部分地编造出的历史，也是为了服务于该民族，不过是民主地植根于过去的历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