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阶段，约从1890-1900年到1945年。转到20世纪，兰克模式在全世界受到广泛抨击或起码得到实质性的修正。这反映了工业化的高度，也反映了政治中人口部分因素的出现。所谓的方法论(作为方法是有争议的)等同于卡尔·兰普雷希特研究德国史的新方法。(22)他认为历史学必须探索进入历史发展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成分。兰普雷希特在德国受到大多数大学历史学家的抨击，他们抓着兰克模式来合法化俾斯麦建立的半独裁的民族国家。另一方面，在中学老师和大众那里，兰普雷希特研究德国史的方法得到了肯定的回应。(23)德国之外，兰普雷希特提出的那些问题成为史学方法深入讨论的一部分，虽然大部分都跟他无关。新的史学潮流有两个要点不同于兰克模式。首先，他们看到，现代世界书写历史需要超越对政治事件的叙述，寻求在历史写作中引入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成分。巴黎的亨利·贝尔(Henri Berr)1900年创立了刊物《综合评论》(Revue de Synthese)，正如标题所暗示，其坚持历史学必须致力于广泛的综合，也为年鉴学派铺平了道路。 其次，他们要求社会科学的开放性，这也是兰克的检查传统所拒斥的。不过，不存在社会科学的模式。一些德国之外的历史学家与兰普雷希特走得同样远，期待阐述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科学是可能的，但他们要求引入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经济学以及在法国还有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概而言之，历史学应当对社会科学开放，同时要保持历史的视角。这是美国“新史学”的立场，(24)比利时亨利·皮雷纳(Henri Pirenne)的立场，(25)也是法国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的立场，他们于1929年创办了《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杂志。波兰1931年创办了类似名称的刊物，与年鉴派有密切交流。(26)虽说法国和波兰杂志采用了经济史这一术语，它们的定位根本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方法，后者同一时间内也在法国的历史研究中扮演重要角色。虽然不忽略经济因素，年鉴派没有把社会现象简化到经济基础，而是看到了不同因素的互相作用，包括重要的精神风貌。(27)不同于兰克学派和马克思主义者，年鉴派不认为历史是一个正在当代西方实现的进步过程，尽管如此，这一阶段社会史的所有主要形式都有着西方的而非全球的定位。 第三阶段，约从1948年到1968年。这一阶段标志着社会科学战略的重新定位。老问题又出现了，这一次是在美国，历史学为了能声称是一门科学，必须仿效那些分析的社会科学，它们正渐次遵从自然科学的调查逻辑。(28)科学有两种类型，即一类是人文科学，其寻求理解意义和动机，需要特殊的诠释学(hermeneutical)方法，另一类是那些硬科学，代替这种观念的是一种日益增长的趋势，将历史学首先看作是分析的社会科学而非人文科学。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工具，计算机的出现为这种定向提供了动力。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调查历史学发展趋势时写道：“寻求量化毫无疑问已成为历史学诸多新趋势中最强劲者，成为区别1970年的历史看法与20世纪30年代历史看法的首要因素。”(2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