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与历史写作有何关系?关系很大。西方历史社会学与许多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除了一些修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E.P.汤普森外,(33)都相信历史学是一门科学,相信历史作为统一的过程在西方到达了一个顶点(apex)。这些看法当时都受到了质疑。历史学的重新定向与对当代西方文化的批判有很大关联。其既涉及历史研究的方法也涉及历史研究的内容。科学的观念与现代文化联系在一起。法国和美国的一些所谓后现代哲学家,最著名的如海登·怀特、罗兰·巴特、(34)米歇尔·福柯、(35)雅克·德里达,(36)他们拒斥历史学是一项科学事业,取而代之的是强调所有历史的修辞与虚构特性。客观性观念和真实的过去观念受到了驳斥。历史的内容也产生了变化。社会科学式历史学的失败,在于其不处理真正的人类,而处理抽象的结构和过程。在此意义上,劳伦斯·斯通,这位过去曾是《过去和现在》杂志早期关于阶级结构和阶级构成的主要非马克思主义分析者,1979年在该杂志发表了名为“叙事史的复兴”一文,或许不太成熟地宣告了社会科学范式的终结。他说,社会科学式史学的核心是相信“对过去变化做出连贯的科学解释”是可能的,这种信念现在已经被广泛抛弃了。(37)取而代之的是,历史学家们逐步转向人类存在的不同方面。但这也需要新的历史方法。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再被知识界信任,这类的新文化史大多倾向于政治左翼,批评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应当对国内的不平等和在海外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负责。 新史学要面对的核心不再是对国家作经济上的批评,而是各种形式的歧视。马克思式的概念,即把压迫看作政治经济垄断的结果,如今已被福柯式的概念取代,其用更宽泛的文化和人与人之间的术语来看待压迫。许多这类历史学抵制学术客观性观念,将自身看成是反对剥削斗争中的积极力量,在涉及女性问题上尤其如此。妇女史的主要理论家和倡导者之一的琼·斯科特(Joan Scott)写道,妇女史追求纯洁的政治使命,即结束女性的“无名、无权和屈从”状态,创造出一种女性的历史(her-story),女性是其中活跃的主体。(38) 这类反应的一部分是所谓的文化和语言学转向。(39)二者都抵制历史真相的观念,认为所有历史叙述都是被文化地或语言地决定的,与真正的过去无关,真正的过去在历史学家构建之前并不存在。语言并不反映它所创造的外部实在。既然没有过去赖以重建的阿基米德点(Archimedean point),就存在对过去的多种解释,任何一种都不能被证实或证伪。印度的一些后殖民思想家认为这种语境中的西方科学是西方的帝国主义和白种人的种族主义。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强调这种科学和由此促成的世俗态度的破坏性,认为它应当为20世纪的恐怖负责,并号召回归记住过去的老式神秘方式。(4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