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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质疑历史学家是否能做到客观时，我相信他是或应当是诚实的。今天的历史学家普遍相信，我们不能直接了解过去，我们所拥有的过去的残余需要做出解释、也能作不同的解释。这导致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如海登·怀特，提出历史是诗性想象的产物，历史与虚构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差异。(11)历史的核心是记忆。记忆与历史意识密切相连，记忆是什么不重要，要紧的是记住了什么。记忆不能用根本不存在的真实加以检测。这就导致了重要的困境。索尔·弗里德兰德(Saul Friedlander)在1990年的一次会议上就表述大屠杀的局限性对怀特提出了挑战，他是研究大屠杀最为深入全面的历史学家之一。(12)怀特立场的逻辑后果将与那些声称大屠杀是捏造的否认者们观点一致。怀特不愿意走得那么远。他承认否定大屠杀是不道德的，也是智力上不可想象的。不过他得出结论说，超越纯粹的事实构建理性描述的叙述是不可能的。毫无疑问，大屠杀发生了，确定发生什么、如何发生、如何组织的描述是可能的。一定程度的客观性是可能的，真诚就行。我认为历史学家的首要责任，是把历史从意识形态史的歪曲中解放出来，去揭开它们所服务的民族的或其它的迷思。 说过这些以后，让我们思考历史学的分期问题。在库恩(Kuhnian)意义上谈及塑造历史研究的范式是成问题的，情况经常如此，例如当说到兰克的或年鉴的范式时就是这样。自然科学中，科学团体内对基本问题和基本方法存在广泛共识。历史研究中情况显然不是这样的。某种历史调查方法占主导地位时，就有分期，比如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和在20世纪的部分时间内占主导地位的兰克模式，或者在20世纪下半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科学模式。不过二者都经常有变化，社会科学有足够多样的方法和提问来制造范式观念，其假定学术领域内的共识是不可操作的。 我们将寻求界定西方史学内、包括一定程度的非西方史学内的特定分期。我已经勾画出某种主导性历史研究方法的五个阶段，与此同时也知道大量历史思考和写作仍走着不同的道路。我已准备好接受挑战。 第一阶段，大约从1825年到1900年。这个阶段中兰克模式近似于成为范式。全世界从东欧到德国、法国、美国、印度和日本，这个模式是历史研究职业化过程的内在部分。(13)该模式有诸多方面。我们主要知道两种，即批判的哲学方法和历史研究的职业化。两者至今仍旧是大多数历史研究的中心。批判的哲学方法意味着历史必须建立在对初始资料的研究之上。重要的是历史学家不认为其他历史学家的话理所当然，而是根据他对初始资料的研究发现之上做出判断。这被当成尼布尔、兰克和德国历史学派的重大成就而受到尊敬，事实上该方法并不是全新的。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的历史学家此前就采用过，17世纪和18世纪中国的历史学也有近似的方法，本杰明·艾尔曼称之为从哲学到文献学的转变。(1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