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将国家政治与权力重新放置在政治史研究的核心地位。 研究国家及其权力运行是传统史学的叙史模式，有人将其称作“君史”。但是，传统史学之所以能够在推动价值认同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亦源于自身的史学传统，这就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都十分重视的事功。换言之，传统史学从未放弃服务于社会的根本追求。在“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史学价值认同面前，更没有哪一项专门史可以与政治史在史鉴方面的重要性相较，所谓“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89)那么，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今天，历史是否仍然可以成为一部好的教材呢？答案是肯定的。 在国家政治与权力关系中，任何一种政权的性质都有对权力分配与权力约束的需求，在制度缺失与制度漏洞面前，任何政府都杜绝不了腐败的滋生。从史鉴的角度出发，历史上围绕国家权力与权力制约所发生的任何故事，无论是矛盾斗争、权力更替、权力转移与控制，乃至政策推行等，都不再是帝王一家一姓的事情，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府的政治过程所产生的历史经验。因此，把政治过程和结果视为理性的政治执行者所做的一系列有意识的选择，就势必要关注那些权力的把握者。其中有两点尤其重要，一是国家将权力交给什么样的人？即所谓“用人”；二是国家对权力如何实行合理而又有效的管束，使权力监督不致缺失。这首先涉及对儒家传统政治中一个重要理论的重新认识，即“有治人无治法”。 “有治人无治法”出自荀子。《荀子·君道》曰：“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可见，在先秦儒家文化中，“治人”是指有仁心仁德的贤人，得“治人”可以推行“治法”，无“治人”，“治法”不能自行。成就“治人”自然要从自我修身开始，《礼记·大学》曰：“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而选拔“治人”则需要权力者的伯乐慧眼。 但是，在以往的研究中，多将“有治人无治法”理解为重“人治”、轻“法治”的帝王政治，这应该是后人误判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一桩“冤案”。 诚然，“选人”、“用人”是中国历代帝王的第一要政，“有治人无治法”是其核心理论，特别是清朝康雍乾三帝，几乎成为他们在用人上的意识自觉。如康熙帝常说：“从来有治人，无治法，为政全在得人。”(90)雍正帝登基伊始就表示：“(治)天下唯以用人一政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91)乾隆皇帝也多次强调，“用人尤为行政首务”。(92)但是，他们口中的“治人”并非“人治”，而是对权力者的执政能力的高要求，即“务得有猷有为，悃愊爱民者”。(93)而这一点，也是建立在孔子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和孟子的“徒法不能以自行”等认识之上。因此，他们追求的是“王道政治”，也就是“德政”。而对“治人”在国家行政作用中的充分肯定，体现了他们的政治先觉。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清朝是一个法网密集的政权。所谓“大纲小纪，无法不修。畿甸遐荒，无微不至”。(94)甚至连清朝皇帝的部分权力也被网罗其中。而且，以雍正朝政治之严猛，可令所有官吏都必须成为“清官”，以乾隆帝惩贪之铁腕，二品以上之大臣以罪诛杀者至二三十人。但是，清朝的财政亏空仍然越来越多，贪官屡禁不止。那么，这是为什么？ 由此，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是专制政治之下的法律与制度缺失，还是统治者政治道德沦陷？其症结究竟在君道、臣道抑或是治道？而官僚政治的腐败问题、利益集团对国家蚕食、对政府执政的破坏等问题，都是政治史需要深入探索的课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