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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皇权与官僚政治及其制度等研究逐渐成为政治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课题。而在研究取向上，围绕内阁、军机处等官僚机构，对皇权及其权力关系的研究是重点。 如郭松义指出：突出皇权，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在政治制度中最重要的特点。“清代的事权集中，必然导致皇帝的独断专行，但由于中枢办事机构干练，减少了中间环节，工作效率提高了，也加强了中央决策应变的能力。”(67)郭成康认为，18世纪的清朝是“极端专制政体强化与完备”的时期，而这一政治体制又是导致乾隆中后期政治腐败的原因之一。(68)高翔则从权力关系的角度，对军机处、内阁和皇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辨析，并提出新的观点。他说：创设于雍正年间的军机处，其主要目的是将皇帝“乾纲独断”局面制度化和规范化。雍乾以后的政治实践证明：军机处和皇权并非同一概念，它的出现对皇权的强化并无特别重要的意义，非但如此，在政治运行中因其改变了顺康以来传统独裁方式，反而给皇权带来了新的异己因素。清朝君权的强化绝非军机处、内阁一两个官僚机构所能促成，它是历史传统、思想文化和制度改革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69) 此外，徐凯通过对《清代八旗制度的变革与皇权集中》(70)的研究，就八王分权向中央集权的制度演进进行了梳理和讨论。王思治的《清代皇位继承制度之嬗变与满洲贵族间的矛盾》，(71)以及稍后杨珍的专著《清代皇位继承制度》，(72)都是从清朝皇位(汗位)继承制度入手，探讨了国家最高权力在承继过程中满洲贵族如何围绕权力与利益展开角逐与斗争。这些讨论，是推动政治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成果。 在政治史中，另一个热点问题是政治制度的研究。政治的核心范畴是权力，制度规定了权力伸展的尺矩，任何一项政治史研究都不会缺少制度史的登场。有关清朝的政治制度，在80年代便有系列成果问世，诸如张德泽的《清代国家机关考略》、李鹏年等著《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刘子扬的《清代地方官制考》等。(73)他们利用档案及官书勾画出国家行政制度的概况。90年代郭松义、李新达、李尚英著有《清朝典制》，随后，郭松义等又参与了由白钢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清代》的写作，(74)对这一时期的清朝政治体制与制度的研究起了率先的作用。而祁美琴的《清代内务府》一书也是制度史研究中的推进之作。(75)2000年之后，又有瞿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艾永明的《清朝文官制度》、王志明的《雍正朝官僚制度研究》、白新良的《清代中枢决策机构》、赵志强的《清代中央决策机制研究》等相继出版。(76)不难看出，90年代以后的政治制度研究已出现向各个领域伸展并深化的趋势，而且对中枢决策机构的关注热情不减。 值得提出的是许大龄对《清代捐纳制度》的研究，他开辟的是清代官僚选举制度的研究领域。《清代捐纳制度》作为许大龄的硕士论文，最初发表于1950年，由哈佛燕京学社主办的《燕京学报》专号第22号刊出，后收入许大龄的《明清史论集》。(77)该文以资料汇集的功力见长，各章附有大量统计表，同时又是一项开拓性的基础研究。其意义正如许大龄在自序中所言：“捐纳为清代秕政，吾人欲究其原委，考之官书，既乏有系统之记载，求之私人著述，又复为数不多；即询之当日躬与铨政者，亦皆语焉不详，视为书办之学问，不屑齿及。《清史稿·选举志》中虽有叙述，唯以材料不足，遗漏滋多。余有鉴于此，因搜集各种事例章程及诸家零星笔记，著为是编。”许大龄在研究中利用了不少“捐例”以及相关“公牍”，并走访清末曾任吏部文选司掌印郎中的崇彝，将清朝的捐纳划分为开创、因袭、变更三个时期，并从暂行事例和现行常例的区别、捐纳的具体规定和报捐者的铨选问题三个角度入手，梳理研究了整个清代的捐纳制度，是一部拓荒的力作，冯尔康评价说，许著“开辟了清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领域。”(78)而其在研究中多处使用的朱植仁辑的《六部则例全书·户部则例》已作为原始资料由该书保留下来。此后刘凤云发表的《清康熙朝的捐纳制度及其对铨制的影响》、《康熙朝捐纳对吏治的影响》等文，(79)都是在许大龄研究的基础之上借助其提供的基础资料完成的。许大龄的学生、现在供职于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大学的伍跃新近完成的《中国的捐纳制度与社会》之作，从捐纳与科举、捐纳与社会、捐纳与铨选等方面进一步深化了清代捐纳制度的研究。(80)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一时期的研究力量主要来自“文革”后恢复高考培养起来的一代新的学人，他们在前辈学者及导师的带领下，在承继史学传统的同时，逐渐形成新的治学风格。虽然传统话题仍在继续，但问题意识却十分突出。 刘小萌的力作《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虽然同样在研究满族的兴起与逐鹿中原统一全国的历史，但是却赋予了游牧与渔猎民族如何在自身发展中实现从部落到民族国家构建的视野，植入了如何认识历史上落后民族与先进文明之间的征服与融和等许多重大历史问题与理论问题的预设。(81)定宜庄的《八旗驻防制度研究》，也将八旗制度研究放置在清朝兴衰的广阔视角下。(82)而刘凤云自1990年陆续发表的《清代督抚与地方官的选用》、《清代督抚及其对地方官的监察》、《康熙朝汉军旗人督抚简论》等论文，则是基于对权力关系及其运行的思考，将问题设置在省级地方政府在国家政治推行的角色作用上，(83)因为“地方政治一向是中国政治史上最大一问题。因为中国国家大，地方行政之好坏，关系最重要。”(84) 历史学要在趋新求变中发展，新题材固然是一种潮流，而专注于老题目者同样可以后声夺人。这就要求治史者对蕴藏于历史背后的问题锐意于考察与研究，进而去找寻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