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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史料与史实的考据中建立起问题史学 进入90年代，政治史研究的势头朝着深化与全面伸展的方向发展。虽然明清易代、社会矛盾等问题仍为学界所关注，而国家统一、边疆民族，以及帝王政治、宫廷政治、官僚政治与其制度等研究已逐渐取代前者，成为政治史研究领域中的主流话题。在不断发掘新资料、重视档案利用的同时，强调“问题意识”，倡导“问题史学”也成为研究的新路径。就研究的学术价值而言，有这样几点值得提出： 第一，对清朝重大史事的考订，基本夯实了民国以来对诸多疑案及问题的研究。 任何一项有解释力度的研究，都始于微观的史事考订，并由此构建起立论的逻辑与范式。清史学界的考订之功首推孟森，并由孟森的考据结果引发出一轮新的研究，如雍正继位问题。孟森最早提出雍正帝“矫诏得位”之说，在《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中，他根据王先谦《东华录》、《上谕八旗》、《上谕内阁》、《大义觉迷录》等资料，认为雍正帝“在京所得传位之末命，皆出于隆科多”，“以遗诏中‘十’字改作‘于’字之故，并非久后野人之语，实是当时宫廷中宣布之言”。孟森之后，王钟翰亦认为雍正帝得位“不正”，是“夺嫡说”的倡导者。但他不同意孟森的篡改遗诏、改“十”为“于”之说，认为整个遗诏都是伪造的。对此，他在40年代就指出：“予最先发表的为《清世宗夺嫡考实》与《胤祯西征纪实》二文，刊于《燕京学报》46、48两期上。因予不同意先予发表的清史大家孟心史(森)所撰的《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的观点。”(55)80年代，他又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的“康熙遗诏”满汉文对照原件的缩印照片，在经过比对分析后，得出了“无论《遗诏》的汉文原本，或满汉文对照原本，都不是按康熙的本意写成的，而是雍正继位之后再制造出来的”结论。而且，他以发现的关于抚远大将军皇十四子允禵的史料，提出康熙帝欲传位十四子的说法，从而将雍正帝继位疑案的讨论引向深入，其说也越居“擂主”之位。戴逸在其主编的《简明清史》中也赞同此说，有曰：“雍正的继位存在很多疑点，可能出于矫诏篡立。”(56)此后，许曾重、杨珍的研究更进一步深化了雍正帝“矫诏得位”之说的结论。 但是，冯尔康在《雍正传》中的发议却翻了前案。(57)冯尔康提出“合法即位”说。他通过对雍正帝即位的全过程，包括康熙帝晚年对诸皇子的态度、康熙帝之死、“传位允禵说”等系列史事的全面梳理，认为“联系康熙生前比较看重他(胤禛)的情况分析，在弥留之际决定传位给他，并从斋所召其至畅春园继位是完全可能的。”“康熙原本要在胤禵和胤禛两人中选择一个继承人，而最终确定了胤禛。” 可以看出，冯尔康在史实的认定上并没有否定王钟翰的研究，只是在对问题的认知上进行了不同的阐释，既有视角的转换，也有对问题的思考。此外，杨启樵、史松，以及吴秀良等也都持雍正帝继位合法的论点。这意味着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但这并不影响学界对于中国史学传统中“以史为证”的钟情，对史事的考证、考察仍在继续。 例如，王钟翰自《清史杂考》之后，于90年代又陆续推出《新考》、《续考》、《余考》、《补考》诸书，共计五考，对于清史学界治史重视实证的学风起着示范的作用。(58)李世愉的《清代科举制度考辩》，是这一时期科举研究的考实之作。(59)而史实的考证与辨释并非仅仅是史料的汇集，更需要独到敏锐的眼力。何龄修在对清初“朱三太子”真伪的考证中，就是通过对史料的逐条辨析，得出北方朱三太子为真的结论。此外，杜家骥对八旗制度的系列考证尤显其用力勤谨。诸如《顺治朝八旗统领关系变化考察》、《天命后期八旗旗主考析》、《清初两白旗主多尔衮与多铎换旗问题考察》、《关于清太宗兼并正蓝旗问题的考察》、《正蓝旗主德格类又名费扬古及其事迹考》、《清初汉军八旗都统考》等，都是以史实考订为研究主旨的成果。(60)这些研究都是在追求传统考据学的治史路径，从微观视角出发，对历史进行了多层次、多方面的研究，不失为铺路之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