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从国家与政府的行政作用出发,将国计民生等经济问题纳入政治史的视野中,也就是将政治史研究的触角伸向经济等领域,以多种范式来处理政治史的题材。 事实上,国家的任何方针政策、经济措施与手段,都是国家政治的组成部分。对此,雍正朝大学士鄂尔泰有过议论。他说:“窃惟国家政治,只有理财一大事,田赋兵车刑名教化,均待理于此。财不得理,则诸事不振。故孔子不讳言财,曰有大道。”(95)可以看出,鄂尔泰把“理财”视为国家政治之大端,是基于传统儒家文化对政治的认识,是对孔子视“财为大道”的进一步阐释。这也说明,将国家经济,即国计民生视为国家政治的范畴,早已纳入古代政治家的思想体系。 对于今天的研究而言,在政治视野下对经济活动的考察,就是要将那些属于经济事务的河工、漕运、钱粮、仓储、盐政、铜政等项事务统统收入政治史的研究课题,通过经济现象与活动去探讨其实施的政治过程,对其中的政治与经济得失,各势力之间的利益消长、利害得失等问题进行直接的揭示。 这一转换意味着要将研究重点放置到那些身体力行的社会精英,即经世官僚身上,关注他们在国家经济中所实施的政治行为。研究表明,18世纪的清朝政府仅以二万左右的官僚管理着全国三亿多的人口,也就是说清朝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承担了更为广泛的社会责任。那么,作为社会精英的官僚群体又是如何撑起社会的脊梁,解决了国民的温饱等社会问题的呢?国家及各级政府又发挥了哪些作用?充当了怎样的角色呢?带着这些问题,学界已经以不同的方式展开了研究。 2002年,高王凌在《政府作用与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一书中,力图说明,“中国古代就存在一个大政府时代”,“人们也一直没有放弃由一个强有力的好的政府出面包揽解决一切社会经济问题的期望”。(96)此后王志明也认为:以往的政治史研究,只是“用专制一词涵盖的清前期政治史,而对这一政治制度的功能和运作方式则关注不够”。(97)在这一认识下,有关政府行为及作用的研究,也开始成为近年最受瞩目的学术成果。其中,法国汉学家魏丕信的《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一书,被誉为国际中国史坛最重要的成果之一。魏丕信通过对18世纪荒政的研究,论证了清政府对社会实施了自上而下的有效救治。(98)而国内的类似研究多出自年轻学者之手。诸如,倪玉平关于水旱灾害发生时政府的应对机制的讨论,(99)和卫国对政府在江浙海塘修筑过程中作用的阐述,(100)穆崟臣对政府粮食政策的研究,(101)等等。近年,刘凤云通过对两江总督介入河务、由行政官僚向技术官僚转变的实例,进一步说明政治史的研究话题已从对国家政治、官僚体系以及民族问题的再认识,向政府行政的微观运行即经济手段、技术措施等问题领域伸入。政治史提供的观察和理解的诸多维度,可以渗透到经济研究的各个领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