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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置政治史的叙史原则 伴随世纪之交的到来，史学界发生的最大变化是现代史学理念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历史的统一性受到质疑，社会史家越来越关注“更大的政治秩序”，而政治史的宏大叙事备受冷落，直接形成了政治史与社会史、社会文化史的易位。在这种环境下的政治史研究，自研究领域、研讨的问题，到语境、文风，甚至是方法等，都处在变化与调整中。 其最大的改变，就是一些学者把研究的精力从政治史的核心范畴，即国家权力等宏大题材转向对社会的微观考察，研究议题越来越小，越来越碎，以致去中心化和碎片化成为一种潮流。结果是放弃对重大理论的研究，忽视了国家和政府，特别是国家权力运作的研究，将政治史隐身于社会史之中，从而导致了政治史显学地位的丧失。 对此，学界不乏批评的声音。何龄修指出：“史学是以具体史实为基础的学问。上世纪最后阶段的清史研究，出于对空洞的僵化的教条式论著的反感，微观化、具体化倾向较明显。但理清史实只是研究的重要一步、深入分析的前提，如果只停留在此，则对历史的认识仍没有完成。上世纪末清史史籍、档案大量问世，为理清史实准备了比较充分的条件。新世纪的清史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将在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理论与历史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得到大发展，达到新的高度。”(85) 杨念群则尖锐地批评说：“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期，政治史这块帝国版图迅速被文化史和社会史等新兴学科所吞噬和肢解，最终沦落成为边缘学门。”政治史研究开始转向关注下层日常生活的社会史，“其严重程度几乎到了任何政治现象似乎只有涵化到地方史的框架里才能得到更为精细与合理的解释，中国的政治史叙事基本是制度史研究的一种翻版。”并说：人们在政治史的表述中根本无法感受到中国政治运作奇诡多变的态势和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联意义。“政治史终于还是被碎片化了，碎化到似乎只能是一种地方文化实践的表达形式。”(86) 带来这种变化的深层原因仍然是人们在治史观念上所发生的变化。客观地说，自90年代中后期，当社会史研究走热之季，在史学中产生了扭转“精英本位”研究格局的呼声，随之产生的重大影响就是学界对帝王政治、社会形态、阶级斗争等话题的厌倦，以及对政治权力攫取中的暴力和血腥的厌恶。而由于社会史强调“要从民众的角度和立场来重新审视国家与权力，审视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审视帝王将相，审视重大的历史事件与现象”。(87)这一研究视野的转换对那些亟待在研究中寻找突破点的史学界新秀而言，确实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于是，从社会下层出发去探讨国家政治及社会重大问题的新路径、新视野，很快成为20世纪末史学研究中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 这一转变在很大程度上缘于社会史与文化史对史学的改造。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其研究热潮的兴起与西方史学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得到追捧有着直接的关系。特别是年鉴学派倡导长时段、贬斥事件史的影响尤大，以至于在叙史模式上，推崇由微观切口嵌入的方法成为风气。例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从历史片段介入皇权与相权关系的讨论；孔飞力的《叫魂》以民间割辫的故事揭示君臣关系与官僚政治的实态。这些方法带给史学界的除了耳目一新的感觉外，还有对传统史学方法在价值判断上的震撼，从而对政治史研究构成极大的挑战。 对于政治史的衰落，学界的“回归”呼声从未停止。2004年，杨念群在《历史研究》发表《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一文，明确指出要重视政治史研究；和卫国也提出，“政治史研究需要认真反思”，历史学研究大有再次走向另一极端之势，即偏重了“社会”，忽视了“国家”和政府，特别是国家政治的运作、政府政策等实政性问题的研究被淡化。(88) 但是，使政治史研究走出迷茫的，也正是受到来自社会史研究的某些启示，这就是以权力做桥梁，连接政治与社会，从而找回“国家”，找回“权力”，重新回到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史。与此同时，政治同样对其他领域产生辐射，政治史的研究自概念、内涵、理论及空间都得到拓展。或者说，我们也可以借助年鉴学派“总体史”的概念，把政治史各个层面的问题“总”起来。 也就是说，政治史的回归，不是简单的回到过去，而是融入许多新的元素。新的时代不仅要求政治史研究必须在方法上吸收社会史、文化史、人类学等多学科的成果，更重要的是从理论的思考和问题意识上开拓研究的视野。具体而言，有如下要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