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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清朝历史地位的评价问题。 出于对宏观问题考察需要的认知，学者们对明清鼎革、康乾盛世，以及清代国家统一等重大历史课题始终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这些问题都需要直接面对清朝历史地位的评价问题。 一直以来，如何认识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都存在不同的声音。民国初年，以章太炎为代表的民族革命志士站在排满兴汉的立场上，对清朝历史的否定不遗余力。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有多处直接表达了他的排满思想。有曰：“清以夷酋入主，威行专制，明世遗民，不惟抱亡国破家之痛，更具有光复中兴之心。盖以种族不同之故。”(33)这种建立在华夷之辨基础上的认知，被学界称之为民族革命的解释模式，也即民族革命史观。其对清王朝的否定，等于强调清王朝的建立是中国历史的断裂。对此，孟森则直言不可“承革命时期之态度，对清或作仇敌之词。”明确指出，“清一代武功文治，幅员人材，皆有可观”，“自当占中国累朝史中较盛之一朝”。(34)但是，民族革命的史观，一度仍为主流声音。 建国后，在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学说的影响下，对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认同，仍成为对清朝历史地位重新评价的最大障碍。 如谢国桢说：“在十六七世纪(明朝)，我国科学技术本不让与欧洲，但到清朝却停滞不前。”明朝在边疆开拓、巩固国防，以及社会经济、学术思想上，也都有卓越的成就，只是到清朝才落后了。(35)郑昌淦亦认为：清前期近200年的历史，使中国大大落后于西方，清后期70年处于挨打的状态，就是前200年落后的结果。他说：“统一的清王朝是以满洲贵族为主，拉拢汉族中最反动最腐朽的官僚集团，镇压各地人民的抵抗力量，建立起来的。”“虽然他们逐渐地接受了汉族的经济和文化，但所接受的也大都属于落后的方面。”清王朝的统治政策从主要方面说，是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36)直到90年代后，顾诚仍然认为：“满洲贵族推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引起了国内政局大动荡，打断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常进程。”(37) 他们几乎一致认为，清朝是落后的王朝，它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之处于停滞状态。这与西方社会把18世纪的清朝称作“停滞的帝国”有着相同的结论。(38)而其观点背后的理论依据，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演进中五种社会形态递进学说的认同，即认同明朝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 例如，李洵认为，中国在17世纪出现了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清王朝的建立及其民族征服战争与民族政策，虽然对18世纪以后形成的多民族国家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对封建社会的解体起了缓解和稳固的作用。四十天完成的明清鼎革，却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过程延长了一个世纪。(39)傅衣凌也撰文指出，“(明)万历时代是自由奔放的，有较多的新气息，到了雍乾两朝则严峻冷酷，闻不到人们的笑声。是以新的因素往往中断、夭折，处于马克思所说的东方国家不易产生资本主义的状态。”(40)冯天瑜同样认为，清军入关中断了明代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综合各种资料，直到清代乾隆年间，我国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程度，才恢复到明朝万历年间的水平，清代整个社会的主体仍停滞在封建制度的范围内。(41) 不言而喻，在这种理论认同下，学界形成难以割舍的“资本主义萌芽”情结，而代表新中国史学成就的“五朵金花”之一，即“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又是史学界用力最多、争议最久的一个话题。对明清易代的认识，仍难免脱离这种学术观念认同的影响。但是近年的研究表明，资本主义萌芽理论自身即具有缺陷，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也不应该是唯一的社会历史演进模式。而清王朝的建立是一种历史上的倒退，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致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结论，也并非建立在对清朝历史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最起码它忽略了清朝在康乾时期养育了3亿多人口的史实。 于是，伴随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学界重提清朝历史地位的评价问题。而如何认识与评价清朝的历史，也已不再是简单地对清史研究进行定位与定性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对满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清朝对中国历史走向的影响等重大理论的认识。而在这次讨论中，学界的认识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42) 如王钟翰指出：在康雍乾中叶以前(1662-1765)这一个世纪内，“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还是居于当时世界文明发达国家的前列。”“单单揭露清朝统治者的反动本质，就迅速地对康雍乾这一历史时期作出否定或肯定的判断，为时尚嫌过早。”(43)戴逸明确指出，对清朝“应该持两点论，应该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清代前期的历史既有它伟大的一面，也有它渺小的一面；既有它光辉灿烂的成就，也有它黑暗苦难的经历。”戴逸还强调：清代最突出的成就是奠定了中国这样一个版图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清代前期经济发展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44)郑天挺也认为，清朝“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巩固与发展的一个时期。”“我们今天的疆域是当时确定下来的，各民族的联系加强了，中央和地方的统一巩固了。这三者的发展和巩固是从清代开始的。”(45) 在这场讨论中，王思治撰《清前期历史地位论纲》，强调要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环境大趋势来观察明清之际的历史，由此清史研究的立论起点被刷新。他认为，明清之际不存在进入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条件，即清朝不存在阻碍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的问题。能否重建统一多民族国家，从而担负起抵御外国殖民势力入侵的历史使命，应该是评价明清两朝历史地位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同时指出，清朝所处的国际环境与以往不同，这就是早期殖民主义侵略势力已经到来，而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在边疆地区也因外来的侵略势力插手改变了以往的性质。他说：“历史业已证明，已经腐败的明朝是难于肩负起抵御正在到来的外国殖民主义的使命的。”“清军入关及清王朝的建立，使国家的统一得以早日实现，多民族国家能够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因而在清代前期有效地抗御了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使我国的领土疆域最后稳定下来”。而清政府在统一喀尔喀蒙古、天山南北、西藏的过程中，将一系列对领土行政有效管辖的制度推行到这些地区，使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在政治体制上得到确立并巩固。“所有这一切，应该说是清代前期所取得的历史业绩超过了历代的封建王朝。”(46) 尽管早期殖民主义势力对中国入侵的可能性及能量还有待商榷，然而，这些建立在对既定历史环境及历史趋势深入分析基础上的问题预设，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研究视域和理论上探索的空间。 而后，对明清鼎革的理论探讨与叙事一直是持续研究的议题。80年代中期有孙文良、李治亭的《明清战争史略》，(47)90年代，代表作有陈生玺的《明清易代史独见》、(48)孙文良的《满族崛起与明清兴亡》，(49)刘凤云的《清代三藩研究》，(50)李鸿彬的《清朝开国史略》(51)等出版，分别从政治、经济、军事等不同角度，对清军入主中原这一重大历史变革的发展脉络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指出，清朝能在明末多种政治军事力量的角逐中获胜，正如恩格斯所言，是历史上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