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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明清之际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问题。 明清之交，明军、清军及农民军等社会各种势力逐鹿中原，阶级与民族矛盾错综复杂，政治与军事冲突尖锐而激烈，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人物也是千姿百态。清军入关后，明朝官员将领的分化尤其剧烈，仅就其对清王朝的政治态度而言，有人始则抗清最终战败降清，有人则战败自焚，有人降清后甘为鹰犬，继而复叛、反复无常，有人痛恨农民军，又与清军血战到底，有人先降农民军继而又降清，还有人以遗民自诩，志不仕清。面对如此复杂的历史人物，该如何评价？成为摆在学界面前的一个重要议题。 80年代，学界对明清之际的人物评价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有人以民族气节为标准在降清与抗清者之间划线，有人以是否顺应历史潮流、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为判人准则，还有人坚持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论是非。这些认识既涉及理论问题，也有史实考订的问题。特别是如何评价明清之际投降清朝的“贰臣”，更是考验着学术界的眼力。对此，学术界争议很大，或谓其大节有亏，或谓其乃弃暗投明，可谓针锋相对。 王宏志在《论贰臣》中指出，清朝用儒家的传统气节观把降清的汉官汉将，划入“贰臣”之列，贬斥他们“大节有亏”。我们不加分析，甚至歧视，是不妥的；一概肯定或一概否定，也不科学。他强调要对这一群体进行具体分析，指出：贰臣“这些人大都对新王朝的统一安定起了重要作用”，而那些不愿仕清的故明士大夫，表现出“狭隘民族思想”，也“不值得称道”。(52)张玉兴对上述观点持强烈反对意见。认为明清易代之际所涌现的忠贰两大人群，其忠义人群体现了中国数千年来的爱国、报国之情，爱国是一切忠义者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而叛贰者的卑污与丑行，是他们只为一己之私，便叛卖国家、民族与人民的行径。“清代贰臣自然有贪生怕死、变节求生的共性。他们降后金—清之后，助纣为虐，替满汉地主阶级杀戮人民”，(53)故不能给予肯定。 王思治在《关于明清之际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一文中，从理论上探讨了评价的标准，认为对明清之际的人物评价不能设统一的评判标准，“贰臣”之说出自乾隆皇帝，“今天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清统治者的标准之不足为训。”王思治指出，“清军入关，清王朝的建立，重建统一的中央政权，结束分裂恶战的局面，从当时历史的大局来看，是应予肯定的，这也是评定明清之际历史人物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但他同时强调，“由于历史的复杂性，不能因为肯定清的统一，对降清者就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加以肯定。反之，凡抗清者一律否定。”抗清斗争中所包含的“爱国”之举当然是不应否定的。自然，反复无常而无一定信念者不在此列，而那些为求一身高官荣禄而降清者也不应肯定。(54)他举例说，以多尔衮和史可法为例，他们虽然是战场上厮杀的对手，彼此势不两立，却各有其不同的历史地位，多尔衮以为完成国家统一立功而载入史册，史可法血战不屈的精神，继承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传统，以立德名垂青史。这种评价，注重了历史的“客观性”，不再给历史人物贴上英雄、忠臣、叛徒、汉奸等标签，纠正了以往历史人物评价上的片面性。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清史研究，除了上述列举的讨论之外，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通过对历史重大事件的综观考察，即所谓的“革命叙事”，不同程度地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诸如历史规律、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历史发展动力等重大理论问题向纵深给予了推进，对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也作出了相应的回应。与前一阶段相比，纯粹考证的研究有所减少。此外，由于信息交流的不畅，致选题集中，研究重复率过高。为适应政治需求，先立论后史料的命题作文式研究也参差其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