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让政治制度背后的“人”走出来，成为制度史研究中的主角。 针对以往制度史研究中只见制度条文，看不到制度如何运行的研究状况，在2001年宋史学界的学术讨论中，邓小南发出走向“活的制度史”的研究话语。(102)她认为制度史应该把握制度变迁与其后复杂的人事权力关系，而非将制度孤立于政治运作与人事之外。这一发议在史学界引发了很多的反响，并得到不少青年学者的认同。在近年的研究中，也出现了有关文书传递与政令运作的系列成果，呼应了“活的制度史”这一概念的提出。 但是如何将制度史作活？既不是简单地对制度与法制条文的解读，也不仅仅停留在从文书传递上研究制度的运行路径。因为文书传递过程提供的历史仍然局限在一个程序的过程中，是活了起来，但这并没有达到“活的制度史”的要求，仍停留在见物不见人、更难以见到时人的思想的状态中。所以，要作成“活的制度史”，最关键的是将与制度相关联的人纳入研究的视野，因为，历史上的一切活动归根结底都是人的活动，任何制度从制定到执行都依赖于人来进行，离开人，任何制度都不过是僵化的教条而已。也就是说，在制度史研究的过程中，下一阶段的重要任务就是要使隐藏在制度背后的所有官僚都站到前面来，成为研究话题中的“主角”。 第四，在政治事件与政治过程中发掘其背后的文化因素。 近年，伴随文化史的兴起和走热，学界将概念、观念、话语，以及知识、信仰等思想领域里的文化资源都发掘了出来。比如，黄兴涛提出，语词的使用，也即文化态度和语言认知，多代表了个人的政治和文化意志，一旦成为社会习惯，多无法轻易加以改变。(103)这或许就是关注社会文化的史学家从“后现代”的视角去注视历史人物在社会实践背后的文化意义的一种方法，其意义在于唤起人们对自身文化构成的关注，并认同了在史学研究中文化的重要意义。正如钱穆所言，“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已往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104) 在史学研究中，人们素来重视理论与文化的关系，因为理论突破的前提需要基础研究的深入，更需要通过对蕴含其中的文化解读找出事情的本质。所以，文化或者说思想文化、政治文化，应该是政治史研究中最终的追求。而忽略了隐藏于历史表象后面的各种动因，就无从进入历史的深处。余英时说：“以研究重心而论，文化史在儒学的复兴及其演进，政治史则在改革活动中所显现的权力结构与运作方式。但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这两个系列的发展根本是交织在一起而不可清楚分开的，二者统摄在士大夫的整体活动之中。”(105)他对朱熹政治生涯及其活动的研究，也正是建立在将文化作为理论纳入政治研究之中的这一思路。 可以说，史学理论研究的提出和探讨，是历史学自觉程度提高的体现，而从对历史规律的追寻，到对政府行为、行政运行、政治过程的关注，并将这一切纳入政治史的视野，都必须关注其背后的历史精神乃至民族文化。这是政治史走出低谷、冲破瓶颈的重要选择，而文化视野下的广角镜头，无疑将给政治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同时，在文化史不断向史学其他领地殖民的学术氛围下，政治史也可从反向实现转身，既可借政治史和文化史的模糊边界，把一些文化题材揽入政治史的视域，同时也可在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政治议题的解释资源，而这项资源将是取之不尽的。 综上所述，历史是一门需要不断反思的实证学科，同时也在反思中不断发展。自20世纪以来，史学的发展经历了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同时各种新思想、新路径也源源而入，积蓄起新的活力。这些都将成为今后将史学研究推向纵深的力量源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