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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达也比较详细地叙述过奥瑞斯提斯的故事。在《皮提亚颂诗》第11首(46)中，他叙述了克吕泰涅斯特拉因女儿被献祭而气愤，最终与奸夫谋杀阿伽门农的故事，也提到了奥瑞斯提斯被乳母搭救、成人后回国杀死母亲与奸夫。但在那里，奥瑞斯提斯是在战神的帮助下杀死仇人的。但是，品达同样把奥瑞斯提斯当作斯巴达人，其家乡在阿米克莱。根本没有提到奥瑞斯提斯杀死母亲后被复仇女神追赶和接受审判的故事。 在创作《奥瑞斯提亚》三部曲时，埃斯库罗斯明显继承了古风时代已经流传的奥瑞斯提斯传说的某些细节，特别是斯特西科鲁斯的某些发明。(47)但是，对希腊神话的改造，到公元前5世纪的悲剧创作时并未停止。据统计，在我们今天知道的将近600部悲剧作品的名称中，近一半题目用过两次以上，最多的《奥狄浦斯王》居然被不同作家写过12次。这也就意味着，几乎所有悲剧作家都会继续对希腊神话的题材加以改造，以创造出人意料的情节，吸引观众的眼球。“从情节的角度看，希腊悲剧的历史，是持续地改铸已经为观众所知的故事的历史，它们是我们或许称为悲剧论辩体系的一个部分。”(48) 但是，三部曲的某些特殊之处，凸显了埃斯库罗斯通过改造希腊神话体现出的雅典人的政治关怀和思考。首先，并非所有三部曲的主题都是前后联系在一起的。在此之前，一个剧作家固然要给一次节日提供三部悲剧和一部萨提尔剧，但它们的主题并不必然相关，更不用说前后相继了。例如，与《波斯人》一起上演的，可能是《菲奈乌斯》和《格劳库斯》，后两者似乎与《波斯人》没有任何联系。在他之后的剧作家们所提交的悲剧，也经常在主题上缺乏联系。学者们猜测，第一个发明三部曲，并且用三部悲剧叙述前后相继的系列神话故事，可能就是埃斯库罗斯，而且他在自己的晚年一直坚持这样做。(49)那么，埃斯库罗斯对阿伽门农和奥瑞斯提斯神话的改造，具体体现在哪些地方？体现了怎样的政治思考？ 如前所述，在《阿伽门农王》和《奠酒人》中，埃斯库罗斯对所谓神灵的正义：以仇杀回报仇杀的做法，表示了适当的怀疑。然而在那里，虽然他对神话作出了某些改造，如让克吕泰涅斯特拉成为直接谋杀阿伽门农的凶手，凸显女性脱离其常规社会角色后的可怕，但基本的故事情节似乎以继承的成分居多。但最后一部即《降福女神》，可能完全是埃斯库罗斯个人的创造。通过把奥瑞斯提斯的家乡移往阿尔哥斯，以及奥瑞斯提斯被复仇女神追杀，埃斯库罗斯将第三部悲剧情节的舞台也移到了雅典。与荷马、斯特西科鲁斯以及品达比较，这无疑是埃斯库罗斯最为重要的发明之一。在他之前，似乎从无任何故事把奥瑞斯提斯的流浪和最终被开释与雅典联系起来。由于把戏剧的舞台置于雅典，埃斯库罗斯为后续所有剧情的发展，尤其是雅典娜出面组织法庭审判，以新的方式终结仇杀，提供了可能。也就是说，以雅典城邦的方式——通过人间的司法审判，而且是陪审法庭的审判实现正义——解决冲突，实现和解，是埃斯库罗斯作为雅典人的独创。“三部曲情节中占支配地位的是一系列暴烈的杀戮行为，而且都是打着正义的复仇旗号犯下的，因此，最后一个剧本在雅典建立了法庭，以避免连续的相互仇杀。这样一种从已因内争而破败的家庭向城邦意义上的社会秩序的转换，重新界定了结束悲剧的可能条件：在荷马那里，是家庭的适当秩序决定了社会的常态性，而在埃斯库罗斯这里，城邦及其机构成为必需的社会框架。因此，埃斯库罗斯把奥瑞斯提斯的故事准确地政治化(城邦化)了。”(50) 正是在这部完全由埃斯库罗斯自己发明的新剧作中，他首次想出让雅典娜组织法庭，挑选普通人为陪审员，采用雅典陪审法庭的方式审理案件，来实现终结仇杀的目的，让城邦重回和平。必须承认，埃斯库罗斯着实具有高超的创作技巧。他把这个道德和法律上都非常棘手的问题：理当为父报仇，但报仇的结果是弑杀自己的母亲。如果承认报仇合理，则必须原谅母亲的被杀。如果原谅母亲被杀，则意味着藐视城邦作为审判机构的权威，并在城邦内部引起新的纷争。面临如此艰难的抉择，也难怪雅典陪审员的投票出现了平局。虽然雅典娜以自己的出生与母亲无关，投下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票，使奥瑞斯提斯无罪开释，但面对咄咄逼人的复仇女神，雅典娜也无法置之不理。所以，她主动放下自己的身段，与复仇女神们谈判，让出自己的一块地方，给予复仇女神。至此，新秩序实现了对旧力量的接纳。论及此处，赛义德作出了与迈耶大体相同的评论：“总体上看，《奥瑞斯提亚》的结局，通过把旧的力量融入新的宇宙和政治秩序，证明新秩序如果希望延续，就必须给予旧秩序的某些部分以空间。”(51)借用戈德希尔的话说，埃斯库罗斯的处理，展示了“侵犯、暴力和分歧如何在家族和城邦中得到缓解，因此成为走向雅典城社会秩序目的性演进过程的一部分，即正义。三部曲最后象征性的游行，表示雅典城走向了代表社会秩序的雅典城，在那里，‘正义’战胜了‘复仇’那难以控制的暴力”(52)。 希腊城邦的一般特征，决定了公民在国家中的主人翁地位。然而，民众广泛参与带来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希腊城邦内部冲突的难以避免。一心一意固然无法实现，所能做到的，也就是尽可能地防止冲突的公开化。雅典城邦所以能够避免公开的冲突，保持较长时间的稳定，固然与芬利所强调的以扩张赢得稳定有关，或者像贝兰特所说，通过对外扩张，维护公民内部的团结。(53)但是，雅典人的政治智慧，所设计的政治制度，以及因此培养起来的政治文化，不会与稳定毫无关系。埃斯库罗斯通过改造古代神话创作的悲剧，正如雅斯贝斯所说，赋予了神话新的意义，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有关城邦治理的理念：城邦内部的冲突并不可怕，但通过内部机制的调适，以及冲突双方的相互让步，城邦的和谐仍然有望。“利用这种方式，悲剧不仅为民主制城邦新的政治架构重写了古代的神话和史诗叙述，而且对神话之间的相互联系进行探讨，提出了解释，突出、推进和发展了那些表达公民政治秩序观念(理想)的神话和宗教模式。”(54) 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雅典人的作为，某种程度上证实了诗人所描绘的政治文化的真实性，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诗人的期望。尽管贵族对雅典政治的不断民主化持续地表达着不满，但在大多数时间里，他们接受并容忍了新秩序的胜利。而雅典公民也继续选择伯里克利、尼西阿斯等贵族为他们的领袖。虽然战争的失败一度让民主政治被推翻，但经历了公元前5世纪末的两次寡头政变后，当雅典民主政治成为多数雅典人唯一可以接受的政体时，民主派并未对失败者穷追猛打，而是选择了和解，颁布了大赦令，由此赢得了包括柏拉图、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等对民主政治不抱好感的思想家们的一致称赞。而雅典的民主政治，也在法制的基础上，在公元前4世纪获得了新的稳定和发展。(5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