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奥瑞斯提亚》三部曲论城邦的冲突与调适 如众多学者已经注意到的，希腊城邦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内部冲突不断。从某种意义上说，内部冲突是城邦的“痼疾”，雅典等少数城邦虽然能够通过扩张较长时期地保持城邦内部的和谐，但绝不是没有冲突。如卡特利奇指出的：“事情的真相，是古代希腊式的民主乃一种多数人决策的体系，它的基础是冲突而非一致。我们也许可以称其为一种零和游戏，或如他们实际所说，是一种竞赛(agon)。在他们那种透明的、面对面的制度中，每次就重大政策进行的投票都面临冲突爆发的危险，或者如已故的伟大的尼科莱·罗侯如此精彩地证明的那样，事实上就是一次冲突受到控制的表达。因此，古代普遍受到欢呼的政治理想是homonoia，字面的意思是‘一心一意’，或曰彻底的一致，但那恰恰是因为它从来也不可能在实践中实现。”(13)而希腊城邦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它的政治与社会结构。那里没有常备军、没有维持秩序的警察；法庭诉讼中，原告如果要实现控告，需要自己把被告带到法庭。所谓的政府，是一批由业余公民轮番充任的议事会议员和所有公民都可出席的公民大会，数量很少的官员如将军、执政官、市场监督等，则由公民以抽签的方式轮流担任，而且一般不能连选连任。也就是说，现代人最经常看到的国家官僚机构，在希腊城邦根本不存在。虽然部分学者把希腊城邦视为无国家的组织不免过分，但强制机构，特别是针对公民的强制机关不够发达，却是基本的事实。(14)全民参与国家管理的必要代价，就是政治冲突的频发。 卡特利奇的评论可能夸张了一些。毕竟公元前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雅典保持着内部的和平，而且一致对外，击败了波斯，创建了爱琴海地区的帝国，一度成为与斯巴达并驾齐驱的两大霸主之一。但正如芬利指出的，表面看上去相对的和平，并不意味着内部缺乏政治斗争。陶片放逐法的应用、执政官由选举改为抽签、将军地位的上升、盟国的贡金问题、西门的被流放、执政官对第三等级公民开放、津贴制的实行，“审查官员的审计委员会的设置，违法提案起诉的引入，陶片放逐法的废弃；该世纪末对法律的修订与立法委员会的设立。难以想象在采取这些以及其他措施时，没有出现反对、辩论、骚动和冲突”。尤其是公元前462年的埃菲阿尔特改革，导致战神山议事会的权力几乎都被剥夺殆尽，议事会、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的权威急剧增强。这次被现代学者目为雅典进入激进民主时代的改革，肯定引起了雅典社会内部激烈的争论。历史文献确实不曾留下任何记载，但改革领袖埃菲阿尔特破天荒地遭到暗杀，说明了当时斗争的激烈。(15)但雅典的特殊之处，是她居然避免了公开的冲突。那么，是什么让雅典化解了如此严重的危机？对埃斯库罗斯悲剧的分析，也许可以从一个侧面部分解答这些问题。 公元前467年上演的《七雄攻打底比斯》已经对城邦内部的斗争及其后果有所揭露。如前所述，在古典时代的希腊城邦中，冲突时常发生。那些在斗争中失败的一方，有时会召请外来援助以恢复自己的地位，或夺回自己的权力，进而引起城邦公民队伍的分裂。埃斯库罗斯在这个问题上似乎颇为纠结。城邦理应受到尊重：公民的命运完全系于城邦的命运。城市一旦被攻破，会遭到敌人的洗劫，男子遭屠杀，妇女和儿童被奴役。(16)因此，对那个为保卫底比斯献身的埃特奥克勒斯，尽管他是争斗的一方，而且可能不无错误，底比斯人仍“决定依礼埋葬他于自己的国土。他抗击敌人的侵犯，战死在城门前，为保卫城邦的祭坛，神圣地死去，如同青年们应该献身的那样”；对波吕涅克斯的处置则完全是另一种情景，他虽然也是底比斯人，“尽管他已经死去，但仍对城邦神犯下了严重罪孽，他亵渎神明，招来外邦军队进攻城市。让他不被礼遇地埋葬，只能从翱翔的鸟类那里享受葬礼”。(17)即使是他的亲属也不得收埋他的尸骨。然而，传令官与安提戈涅之间的对话，虽然是希腊神话固有情节的要求，但也预示了埃斯库罗斯在这个问题上的犹疑。他似乎认为，虽然波吕涅克斯确有错误，但他本人此前曾遭遇错误的对待，而且已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理当得到死者应有的葬礼。对于底比斯禁止埋葬波吕涅克斯尸体的命令，他一定程度上持保留意见，尤其是结尾部分，代表底比斯少女的歌队竟然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分裂：左半歌队追随安提戈涅为波吕涅克斯举行葬礼，右半歌队却随着伊斯墨涅，根据底比斯议事会的决定，伴送埃特奥克勒斯的遗体，并且唱出了她们的理由：“因为他与神明和宙斯一起，拯救了卡德摩斯人的城邦，使它免遭外邦军队的狂涛巨浪的猛烈冲击，倾覆而毁灭。”(18)考虑到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中安提戈涅单枪匹马埋葬波吕涅克斯以及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埃斯库罗斯这里的处理更加耐人寻味。结局的不确定(该剧并未明确交代安提戈涅此后的命运)，也许是他希望以此昭示城邦内部斗争可能带来的悲惨后果，呼吁公民之间的团结，让“不友好的纷争，失去理智的争吵”，以及它引起的兄弟相争、入侵和死亡远离城邦。(1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