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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细查篇目内容，书目尚存在诸多关乎著作分类的问题。这表现在：第一，书目中传记作品的具体归类并不严格。第1-25篇25个对传，其实只有24对属于普鲁塔克的“parallēloi bioi”(《对传》)。(13)这部书的特点在于将希腊人和罗马人搭配对传，开篇多有简短的“导言”(proem)，篇末有总结性的“合论”(synkrisis)，(14)结构独特，自成一体，献给自己的密友、罗马显贵索西乌斯·塞奈西奥(Sosius Senecio)。(15)而第24篇所列的希腊统帅《阿拉托斯传》和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传》题献对象与其它不同，并非属于对传系列。(16)此外，第9篇《阿基斯—克莱奥美奈斯传》和第10篇《提比略·格拉古—盖乌斯·格拉古传》属两位希腊人和两位罗马人搭配的对传，应合二为一；第40篇《阿拉托斯传》更是和列入对传的第24篇重复。 第二，各类作品的内部排序杂乱。对传作品作为相对独立的著作，内部篇目排序无章可循，既未遵从传主的时代顺序，也未按照著作家本人的写作顺序。(17) 第三，书目中一些篇目存在异说。第62篇《历史与诗学书摘62节》后，出现“另一抄本为66节”字样；第126篇名为《论妇女的美德》，但旁注“另一抄本冠名《论妇女如何处理与丈夫的正确关系》”；第132篇《关于友谊致法鲍里诺斯信》后亦标注“另一抄本名曰《论友谊的价值》”。 第四，书目一些篇目虽名称各异，但意思相近，似有重复之嫌。第97篇冠名《论多管闲事》，而第151篇亦为《论好管闲事》；第106篇《论学堂训练如何奏效》，而第173为《论训练》；第111篇和第214篇，第124篇和第225篇，第150篇和第200篇亦属此类。 第五，书目中不乏伪作，且列入他人作品。第41篇《十大演说家传》并不出自普鲁塔克之手，(18)而第56篇《亚里士多德论著8卷》，属明显谬误。 书目作为图书馆馆藏编目之用，一定程度上或可以解释上述问题的来龙去脉。这在于，公元三、四世纪之交，西方古典文献形态正处于由“卷”向“本”的过渡阶段，(19)书目的小篇幅分类可能源于书目誊抄成“卷”，形制尚未成“本”，故而每卷内容有限，四人对传的阿基斯、克莱奥美奈斯和格拉古兄弟传在誊抄时分列；同一篇名出现的异说，表明图书馆同时藏有多个版本；异名同旨的重复篇目，大概源于馆藏的不断增补。 客观而言，《兰普里亚斯书目》整体上呈现出了著作在早期抄“卷”形态下的归类特点。不过，若对比现存的126篇著作，不难发现书目辑录数量虽多达227篇，于今重合者却只有83篇，书目所列并非普鲁塔克著作的全部。(20)进一步结合书目中误入伪作、篇目次序混乱以及重复等问题来看，普鲁塔克著作的现有归类格局和篇目次序，并非受到书目直接而深刻的影响，而是更多地整合了此后的抄本、印本和译本传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