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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译本在出版后大获成功，这激励他随后开始翻译《道德论集》，并于1572年完成，同样由出版商瓦斯库桑以两卷对开本刊印出版，献给法王查理九世(Charles IX)。(50)阿米约的全译本，不但成为普鲁塔克著作在法国近代以前再版次数最多的版本，其简易平实的文风，亦是法语用词规范的标本，对于普鲁塔克著作的传播以及法语文学发展有着深远影响。与阿米约同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想家蒙田，便是此中典范。普鲁塔克著作对蒙田的影响，不仅见于《随笔集》中对普鲁塔克笔下逸闻趣事的大量引用，(51)更表现在其对普鲁塔克《道德论集》行文体裁的模仿。(52)对不懂希腊文的蒙田来说，阿米约译本的媒介作用毋庸置疑，他本人在《随笔集》中对阿米约译笔的溢美之词便是最好的说明。(53) 阿米约的法译本，不仅影响着法国思想界，亦促成英译本的出现。1579年，英人托马斯·诺斯正是以阿米约的法译本为底本，翻译出版了普鲁塔克传记作品的第一个英文译本，冠名作“希腊罗马名人传记——严肃而博学的哲学家和史学家凯罗奈亚人普鲁塔克比较写成”(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es,compared together by that grave,learned Philosopher and Historiographer Plutarke of Chaeronea)，献给伊丽莎白一世。诺斯开始翻译的具体时间不详，因专长法文，可能是1574年作为翻译官出使法国的机缘，读到了当时在法国极为流行的阿米约法译本，遂决心译为英文。(54) 作为转译者，诺斯在文本方面完全依照法译本。而其译笔，举凡句型结构、文法修辞，也极大地模仿了阿米约。(55)此外，他不仅在英译本前言中附有阿米约“致读者”的全文，亦在自己对读者的简短致辞中，强调了普鲁塔克传记对大众的教益：“所有其它知识都是私人的，更适合于大学而非城市，它们教人沉思而非传达实际经验，故更适合于学生而非普通大众。然而名人轶事却适用于任何地点、任何群体、任何时代，在复活逝者、启迪大众方面远胜其他书籍，正如通过了解仁人志士的生平事迹，要能比阅读哲学家的相关著述获得更大的教益。对于这位著作家，我毫不否认对于他的喜爱，并可以自信地断言，他笔下的故事比其他任何著作家都有教益……”(56) 诺斯的英译本，对普鲁塔克著作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传播，亦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其模仿阿米约的译笔现今读来不免佶屈聱牙，但在当时看来，“其英文如同阿米约的法文一样正宗”，(57)莎士比亚便是其最典型的拥趸。正如阿米约法译本之于蒙田，诺斯的英译本成为莎翁了解普鲁塔克著作的基石，其历史名剧《恺撒》、《安东尼和克莱奥帕特拉》以及《科里奥拉努斯》的情节不仅主要依据于普鲁塔克相关记载，剧中的遣词用句，也多是对前者的改编。(58) 然而，尽管这两个法英译本对普鲁塔克传记著作在后世的传播影响深远，但就译本的名称来看，实际并不妥当。1559年首次出版的阿米约法译本，已经包括了传世的所有50篇传记，阿米约本人不仅在初版前言中罗列了篇目顺序，将《阿拉托斯传》、《伽尔巴传》、《奥托传》三篇单传排在末尾，亦在有“合论”存世的对传后做出标示。(59)作为前者的转译本，诺斯的英译本则完全沿用了阿米约法译本，因此，两者对于《传记集》的命名，本身就存在着以偏概全的问题。 国内学界长期沿用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或简称的《名人传》)之名，显然是延续了阿米约法译本和诺斯英译本的错误。不过，不可不注意的是，阿米约和诺斯对译本的命名，其实各有其自身的文化语境。于他们而言，在复归古典文化、崇尚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大潮下，译本名称中的“希腊罗马”不仅仅是时代概念，更象征着深厚的文化亲缘；而作为对王室的题献之作，“illutres”或是“noble”体现的也不再只是对古代先贤的敬仰，更寓意于当下的文化传承和现实感召。这种带有时代印迹的译名，自然有其自身的合理性，而且在随后的经典译本中已得到修正，如德莱顿本和洛布本均使用了“Plutarch's Lives”(《普鲁塔克传记集》)。(60)但颇为意外的是，无论是大陆所引进的以德莱顿本为底本的台湾译本《希腊罗马英豪列传》，还是以洛布本为底本的商务本《希腊罗马名人传》，译者并未沿用修正后的名称，这看似是对所谓“传统”的延续，实则并未反映普鲁克传记作品原貌。而这一问题并未引起中文学界的重视。 附识：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剑桥大学古典系斯蒂芬·奥克雷(S.P.Oakley)教授及图书管理员斯蒂芬·豪(S.Howe)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谨致谢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