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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译本的误读及其渊源 《希腊罗马名人传》(或《名人传》)和《道德论集》是国内学界对普鲁塔克现存两个著作集的沿用称谓。《道德论集》这一名称自普拉努德斯以来，在西方的抄本、印本及译本中基本得以沿用，中译名于著作及其分类的理解并无不妥。(42)然而，鉴于传记在流传过程中的篇目变化和名实纠葛，源自于商务印书馆1990年译本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这一译名，显然同托依布纳本的命名一样，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因为现存的50篇传记，并非一部书，实际属于三部不同的著作：其一，46篇以希腊人和罗马人配对的传记属于普鲁塔克的《对传》，原有48篇23对，《埃帕米农达斯一西庇奥传》失传；(43)其二，罗马帝王《伽尔巴传》和《奥托传》，同《兰普里亚斯书目》中记载但已失传的《奥古斯都传》等其它6篇传记一样，属普鲁塔克的另一部传记作品《罗马皇帝传》(Lives of Caesars)，写作时间在对传之前；(44)其三，希腊统帅《阿拉托斯传》和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传》，同《兰普里亚斯书目》所载的《赫西俄德传》(第35篇)等传记一样，属独立的散传。 对于《希腊罗马名人传》的命名缘由，商务本的编译者曾这样阐明：“中译本所以取名为《希腊罗马名人传》，主要是效法阿密奥特法译本和诺斯英译本的先例(英译本名为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这一书名较之原书全名《The Parallel Lives of Grecians and Romas》(希腊罗马人物平行列传)似更通俗简洁，而较之单纯的通称Lives(传记集)似更能具体说明此书的内容实质。”(45)显然，译本的命名与中文语境下最早的吴奚真本的命名并无关联，但对这一缘由的阐释却也表明，中译本的命名遵循了更为久远的译本传统。 所谓“阿密奥特法译本和诺斯英译本”，是指由法人雅克·阿米约(Jacques Amyot)翻译的法译本，以及英人托马斯·诺斯(Thomas North)由此转译而来的英译本。在复归古典文化、崇尚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大潮下，普鲁塔克的著作受到空前关注，正如普法伊菲尔所言：“普鲁塔克的传记强烈契合了意大利文艺复兴对个人主义的情感，尤其是其笔下那些伟大的罗马人；而其《道德论集》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他们对伦理问题的诉求。”(46)事实上，因其中富含的古典人文精神，在文艺复兴大潮席卷整个欧洲的时代背景下，普鲁塔克著作不仅在意大利广受青睐，亦成为各国人文主义者建构自我民族精神和文化认同的重要依托，这表现在十五世纪中后期，除拉丁译本外，著作的其它语言译本相继出现，如1482年的意大利文译本、1491年的西班牙文译本，1541年的德文译本等，(47)而阿米约的法文译本和诺斯的英文译本影响最为广泛。 雅克·阿米约，法国人文主义者和翻译家，1547年在法王弗朗索瓦一世(  I)的提议下着手翻译普鲁塔克的传记，1559年结笔。这部由出版商瓦斯库桑(Michel de Vascosan)在巴黎刊行的法译本，主要以1517年“阿尔多本”为底本，同时参照了他曾在1549至1552年间多次赴意大利搜罗的其它抄本和印本，冠名作“凯罗奈亚人普鲁塔克相互比较写成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记”(Les Vies Des Hommes Illustres Grecs et Romains comparezl‘une avec l’autre par Plutarque de Chéronée)，献给法王亨利二世。(48)在译本序言“致读者”中，阿米约这样阐明他翻译普鲁塔克传记的意义：“对于那些高居庙堂、执掌国策的国王或王子而言，记述帝王将相的历史无疑是最好的老师，其中关乎国之大事的信息于其比普通大众有着更大的教益……借此他们可以明辨是非，在臣下的谄媚中保持清醒，同时弥补实践不足的缺陷。尽管展现这一主题的方法多样，叙述形式各有千秋，但关注人的业绩和非凡经历的历史著作，以及描述个人品性、言行、举止的传记是两种最主要的体裁，就后者而言，凯罗奈亚人普鲁塔克无疑是最佳选择。”(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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