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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正如莫米利亚诺所言，这是一封想象中的阿雷奥斯一世写给奥尼亚斯三世的年代错位的书信，而且约拿单书信属于其回信的话，那么信中斯巴达人和犹太人共祖神话被编造的时间就不会早于约拿单时代(前161—前142)。《马卡比一书》中也不见犹大与斯巴达往来的记载。该书末尾提及约翰的事迹载于他担任大祭司期间的日志之中，采用的是《列王纪》里概括逝世君王业绩的写作程式(如《列王纪下》20.20)，仿佛作者著书时代约翰已离世。书中8.1-16部分盛赞了罗马，这意味着该书写作不可能晚于公元前90年左右，因为从那时开始，罗马由于米特里达提战争、苏拉和庞培的行径等不良记录，势必给地中海东部地区的人们造成恶劣印象。其他一些证据也都将成书时间指向亚历山大·严奈在位时期(前103—前76)。书中使用的纪年历法暗示作者是一位在本土写作的犹太人。(62)这些迹象表明，他至少在约翰时期(前135/4—前104)就已成年；如果他写作时业已年长的话，他的青春岁月应当是在西蒙(前142—前135/4)甚至约拿单时代度过的。从西门去世到他写作的时代，再不见有关犹太与斯巴达外交往来的记载。古代记载和语言分析提供的证据都证实原书是用希伯来语写成的。语言的使用和他亲哈斯蒙尼家族(即马卡比们的家族)的宗教及政治立场，都显示他是一个恪守传统的犹太人，这保证了他本人不太可能伪造犹太与斯巴达关系的文件和神话。它们的来源只会是马卡比政权官方。如果不是约拿单，也会是西门的秘书最先写下了这个神话的文本。那么，它被创造出来是用于外交场合吗? 按照《马卡比一书》的说法，犹大、约拿单和西门三位马卡比都曾展开积极的外交活动，以平衡塞琉古官方势力的威胁，不过书中明确提到与犹太人有使节往来的国家只有斯巴达和罗马。(63)在援引与斯巴达之间的三封官方书信的上下文中，关于同斯巴达和罗马外交往来的讲述是相互穿插的。(64)从当时地中海世界的形势来看，与斯巴达之间即便发生了真正的外交关系，充其量也只具有象征意义。此时的斯巴达已非古典时代希腊的超级大国，与犹太人一样，它也需要盟国罗马的支持。强调与斯巴达的关系，与其说出于外交目的，毋宁说是对国内的外交政绩宣传，以在民众中营造一种得到更多国际支持的印象。 为什么选择斯巴达?斯巴达在希腊世界的长久声誉对攀附希腊者富有吸引力。例如，小亚细亚西南部很多城市都自称是斯巴达的殖民地，萨宾人(Sabini)认为其祖先是斯巴达人萨布斯(Sabus)。(65)作为攀附者的犹太人肯定还会发现，斯巴达人最像自己。两种文化均长期固守祖先的法律和习俗，忠诚，坚定，自我牺牲，特立独行。(66)犹太人与斯巴达共祖神话实则构成犹太人应对希腊化情境的一种类比式的认同话语。希腊文化毕竟是强势文化，虚构与斯巴达人的同宗关系，反映了犹太人试图在希腊化文明中获得成员资格的诉求。而将斯巴达人拉入亚伯拉罕家族，与其说是攀附，不如说是对希腊文化资源的强占，斯巴达的荣誉资本被不知不觉地窃取并纳入犹太精神的宝库中，用来装扮犹太人的优越性。其手段是希腊化的，而目的则是反希腊化的。 这种悖论式的神话宣传除了能够渲染马卡比们的外交形象外，还有着派系政治的收益预期。它试图吸引希腊化派和传统派双方，以此调和分歧，为马卡比政权争取尽可能多的民众支持。马卡比们是以反希腊化为旗帜发动反塞琉古起义的，传统派是其追随者。将斯巴达人在观念中归化为犹太人的兄弟，无疑有助于缓解他们对于希腊化威胁的不安情绪。他们既能从斯巴达人身上看到自己严守律法的影子，又能自信犹太人尽管受到希腊化的冲击，其传统精髓仍岿然不动。另一方面，马卡比们还面对着一个不小的希腊化犹太人派别，他们是塞琉古王国统治者的公开或潜在的同情者甚至盟友。(67)对他们，除了坚决斗争外，(68)在意识形态上加以争取也是必要的。既然他们“置祖先的尊严于不顾，却视希腊的荣誉为最高”，那么不妨因势利导，让他们在希腊荣誉中寻找犹太精神。斯巴达人的恪守祖制和坚忍不屈在希腊世界享有盛誉，这恰好又与传统的犹太精神息息相通。虚构犹太人与斯巴达人的亲缘关系神话，便构成诱导希腊化派回归犹太传统本位的一种话语策略。同时，渲染与斯巴达的外交关系成就，也有助于将他们的政治注意力转移到一个遥远的、更能激发理想主义想象的希腊国度，以尽可能地削弱塞琉古王国在巴勒斯坦的现实影响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