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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国军高层和前方将领又是如何审察和反省的呢?有意思的是，国军将领首先将矛头指向蒋介石的直接指挥。按照军事指挥系统，身为委员长的蒋介石只要将指令下达给战区司令长官即可，但蒋喜欢传布命令到前方，不仅直接指挥集团军和军、师，甚至直接将指令下达到团、营一级。熊式辉曾当面“批评”蒋介石：“总裁用兵及用人行政，每喜用直接指挥办法，如言组织之运用，在纵的方面破坏法则，莫此为甚。”(79)徐永昌日记中多次记述蒋介石直接指挥与事必躬亲的情形： 1940年6月28日： 午后会报，文伯、为章颇论此次第五战区作战，委员长径以手令指挥汤恩伯频频，结果徒多失机而已(诚然)。(80) 1944年5月6日： 会报不及两小时，蔚文转达第一战区电话至四、五次，间有时一团之活动，战区亦请示委员长。此非丛脞而何。(81) 1944年6月12日： 委员长每好亲拟电、亲书信或亲自电话细碎指示，往一团一营如何位置等，均为详及，及各司令长官或部队长既不敢违背，亦乐于奉行，致责任有所诿谢，结果委员长之要求所至，战事愈不堪问矣。(82) 由于蒋介石事无巨细均要亲自过问，过于干预，而未能充分授权，致使部队长官纵有指挥长才，也不敢自作主张，或为了卸责，遇事均请示执行，导致前方将领欠缺自主作战意识和机动应变能力。因此国军将领中，甚少有统帅型人才。徐永昌身为军令部部长，深感蒋介石“权责集于一身，余等欲少分其劳而不可得，以是往往于横的方面不能多所裨助，转觉国事有举轻若重之嫌，深用惶叹!”(83) 张治中1939—1940年间曾任侍从室主任。他对蒋介石的高度集权深有体会： 蒋对军队的统率，向来采集权于一身的办法，养成习惯已久，所以部队将领就有一种反映：部队接到蒋委员长电报，先看电尾是那一个机关主办的，如“中正手启”是要特别注意的，如是“中正侍参”(即侍从室主办的)也还重视，但如是其他部门主办的电报，就要看情形来决定遵行的程度了。所以军令部、军政部甚至后方勤务部，有时为求命令有效，也要用“中正手启”名义发电。这种个人集权、机构无权的特殊现象，坏处甚多，决难持久。……我认为这是以后军事失败种种原因之一。(84) 除了蒋介石的集权和直接指挥，徐永昌对国军高级将领的“劣点”也作过直率的分析： 一、报告不确(上下欺蒙捏造事实，影响上级官判断)；二、漠视训令(对于指示机宜及战术纠正之重要训令，其部队长从未研究促其实施，以转令传阅了事)；三、作战被动(令打则打，令追方追，无令则一味观望，不知逸去多少有利机会。完全倚赖耳目太远之高级官命令)；四、无协同精神(无命令，友军虽败不救，遇退则各恐退却落后)；五、畏飞机、畏唐克车。(8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