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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成濬日记1944年11月28日： 独立工兵第二团团长干戢来寓，……谈滇中情形，颇以带兵为畏，盖做生意、吃空额已成普遍习惯，排长以上皆富，惟士兵特苦，与同流合污，不知何日犯罪，不与同流合污，则作事处处受其牵掣，拟见委座后，即辞去此职云云。(43) 当然，也有个别将领声称“空额”所得，用于弥补部队其他方面的亏空。如张发奎晚年回忆时称：“我的下属部队都是缺额的，但我们都申报满额并且收到足额的军饷。然而多余的军饷并未落入我个人腰包，是存进四战区后勤部门的账户。”(44)另一方面，并非所有层级的军官都有“吃空额”的机会，因为有的高级指挥官让所属各级团长、营长、连长“利益均沾”，也有的独享“空额”而不给下属各级有分润的机会。张发奎回忆录中还提到，军、师级单位上报长官部的兵力数字比实有人数少，因为他们害怕再被指派担负艰难的任务，而他们上报中央则是多报多领饷。(45) 一般而言，战时军队很难持续保持“满额”状态，因为一场战役或战斗下来，难免有伤亡，而兵员的补充则有一个时间差。值得注意的是，抗战时期国军的“缺额”，并不全是战争伤亡造成的。每一次战役，除了伤亡，还有大量士兵逃亡和失踪。在通常情况下，前方将领的作战报告中只有“伤亡”人数，没有“逃亡”人数。他们一般将逃亡人数算作伤亡人数(46)，让人以为部队减员均为伤亡所致，其实国军士兵逃亡的比例非常惊人。兹引徐永昌日记三则： 1938年10月30日： 张轸之参谋长云，百一十师原有战斗兵六千，经战后，伤亡八九百，逃散约三千，现只剩两千人(该师为中等师，可以以此概其余矣)(47) 1941年11月23日： 第二次长沙会战，我参加作战者有三十五个师，及其他之数个团，阵亡官兵二万一千三百二十八，负伤官兵三万六千八百八十六，失踪士兵一万○三百○三。(48) 1944年7月27日： 由我远征军怒江西岸攻势作战敌我兵力研究，……敌我之损失约为一比三、四也，但我损失之数三分一以上在逃。(49) 由是观之，士兵逃亡人数，与伤亡人数相比，少者约1/3，多者竟是伤亡人数的3倍以上。 另据丁治磐日记，他所统领的陆军第四十一师，1939年一年间，逃兵统计达4500余人。(50)该师当时实有士兵约9000人，意味着士兵逃亡率高达50％(因不断有逃跑，不断有补充，其速亡率很难精确计算)。又据记载，该师自1937年冬参加抗战，迄1939年冬两年间，共战伤2853(官220，兵2633)，阵亡1755(官101，兵1654)。(51)以此观之，两年间的伤亡数，大致与一年间的逃兵数相当。丁治磐坦承，“军队需要壮丁补充之多，并非战伤战死，乃为逃亡及兵役机关所交之老弱太多，不得不加以淘汰，故军队之缺额实生于逃亡与淘汰。此责任应由办兵役者完全负担也”。(5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