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0年8月23日： 午后会报，辞修报告：该战区(第六战区——引者注)十二个军缺额达十万名，另需输卒八万名。(31) 1942年4月27日： 第三战区曾报告，每师平均缺额三千以上。(32) 1943年9月7日： 第三战区电话，现在每师平均仅五千人。(33) 何应钦与白崇禧的数据均是对国军缺额的总估算，而两人的数据相差甚大，而以1939—1940年之间的战况观察，数据差的形成，显然不是一年间战争所导致的变化，应是何应钦估算过低所致。因为有更多的史料可印证白崇禧的估算，即各师缺额3000上下更具普遍性。查1940年1月丁治磐日记，他所统领的陆军第四十一师，全师编制13427，实有官兵9741，缺额3686。(34)1942年12月，他所统领的第二十六军，全军编制39803，实有官兵25676，缺额12124。(35)无论军、师，缺额率一般为30％—40％。到抗战后期，有些部队缺额率高达50％—80％。如1944年11月，白崇禧报告广西军队“缺员太甚，号为一军，人数不及一师”。(36)另据同期徐永昌日记：“有某集团军所辖二军，计四师，照编制应约有五万人，据报缺额至三、四万。”(37) 缺额的直接后果，首先是战斗力的减弱。丁治磐即认为：“中国军之不堪一战，即以编制上兵员过少之故。”(38)何成濬亦断言“抗战失败的大原因即在此”。(39)缺额固然使部队战斗力减退，而统兵官往往并不急于补充兵员。对统兵官来说，缺额的好处是可以“吃空额”。徐永昌概括性地指出国军将领“吃空额”的情形：兵额永远七、八成以下，粮饷、服装永远要十成。(40)抗战初期，国军“吃空额”的情况尚不严重，至抗战第三年起，才日形猖獗。抗战后期，军饷受通货膨胀影响，“吃空额”现象也随之加剧。有关统兵官“吃空额”的史料甚多，兹引述数则： 王世杰日记1941年8月8日： 武汉大学学生王道胜新自晋南返渝。据云整军工作为目前急要之图。各师兵员无一足额者，而且多数不足法定半额。但中央饷款均照足额发给，故师长、旅长、团长无人不中饱；甚至一师长而每月能中饱饷项达五、六万元。彼等之法定待遇诚然不厚(中将师长之薪饷及公费约六百元，薪饷仅二百四十元)，然中饱之饷则每每为法定收入之数十倍!此一现象甚可虑。(41) 何成濬日记1944年8月17日： (陈)乐三云，其弟在涪陵某师管区任下级官，昨回渝言，师管区司令、团长、营长、连长无一不吃空额，司令所吃之数目特多，团长次之，营长、连长又次之，实有兵数不及所领薪饷之一半，已成为定例。上级机关往往派员点查，从未闻有以空额获罪者，不悉何故。(4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