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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每撤退一次，我们便上报一次胜仗” 张发奎晚年回忆录中，对抗日战争有过这样一段总结性的表述： 我参加了三个重要战役：淞沪会战、武汉会战、桂柳会战。可以说，在战略上这三次会战都是成功的，我们以空间换取了时间；但在战术上，我们失败了。说句真话，我从未取得过一次胜利，可是我延宕了敌人的前进，还多次重创了敌军。在整个抗战中，我们一直采取守势。在战争快结束时，我首次负责发动重大规模的攻势，可惜攻势刚开始，战争就结束了。大多数海内外的同胞认为，我们以劣质装备与粗浅训练，英勇地与武器精良训练一流的敌军鏖战了八年，最终取得了胜利。然而从一个军人观点，我认为谈不上英雄史诗，我们所作的一切只不过是以空间换取时间。③ 张发奎在回忆录中提及战争与军事的很多细节和细致的方面，是其他史料中甚少见到的。更难得的是，张的一些表述相当坦率，比如他坦承：“为了宣传目的，敌人每撤退一次，我们便上报一次胜仗。中央对此十分了解，这些都是虚假的胜利”④；所谓粤北大捷、收复南宁，其实都是日军自动撤退。⑤他虽然声称自己无法评论其他战区的所谓大捷，但仍忍不住指出：“三次所谓长沙大捷(一九三九年秋，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一月)同所谓粤北大捷相似。敌军志不在长沙，犹如它们志不在韶关，它们只不过是佯攻而已。我的观点是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我感觉敌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倘若他们没有占领某地，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在整个抗战期间我一贯思路都是这样。”⑥ 张发奎的说法，在徐永昌、何成濬、丁治磐的日记中得到了更具体、更细致的印证。虚报战绩、夸大宣传，是各国对外作战宣传的惯用手段。抗战时期，国军各高级长官谎报战功更属常态。如敌人攻占某地后，有时无意长期占据，会主动撤出。每当遇此，前方将领均会以“大捷”向上申报和对外宣传。中央虽明知内情，也往往认可。抗战时期的很多“大捷”大体如此。何成濬即指出：“自抗战以来，各高级长官所极力宣传之台儿庄胜利、湘北几次大捷等等，无一不夸张，中央明知之，然不便予以揭穿，只好因时乘势，推波助澜，借以振励士气，安慰人民，用心亦大苦矣。各国对外作战情形，大略皆类此，不过中国之高级长官技术特为巧妙。”⑦作为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直接与闻军事委员会的最高决策，自然洞悉各高级长官之虚报内情。 与何成濬相比，军令部长徐永昌对前线作战情形更为了然。他每天会将各地战况和部队的动态记录于日记中。如徐对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伯陵)的谎报军情和虚假宣传，在日记中多有记载。以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为例，在战局尚不明朗的情况下，薛岳即“运动”各方为其宣传，“预祝胜利”。徐担心其“过甚宣传”，因“我宣传过甚，敌欲罢不能，徒增其对我努力”。他让人转告薛岳：“等击退敌再宣传，何争此一时。”⑧但薛岳不仅没有中止，反而进一步“扩大宣传”，“有不能抑制之势”。徐永昌日记载：“(第九)战区方面竟径向几家报纸发表无理宣传，(未经新闻检查)，谓毙敌三万几千，伤敌六、七万，俘敌八千几，致使招待记者席上某某外国记者询问本会发言人，对湘北敌已无所用其追击等等讥讽，顷，敌人亦名我纸上战斗胜利。”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