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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能力与指挥官素质 一般认为，抗战前期，日军装备完整，训练有素，常常以两个大队对付国军一个师，或以一营对付国军一个师。国军则需以五、六师对敌一师。徐永昌在1939年11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 徐州会战以来，我对敌用兵常以五师对敌一师，而每感力量不足，近数月中，已有两、三次获敌小册子记载用兵，亦谓其两大队可抵我一师(我师步兵九营，敌则十二营)，是每营抵我四营半。“一师可抵我六师”，此诚可作敌我用兵之标准预计矣。(68) 身为师长的丁治磐有更直接的体验。他在1939年10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依敌编制装备上比例之其一旅团，约当我一师。然以敌军指挥卓越，兵卒精练，故只可以我一师当敌一联队。”(69)1940年4月5日丁又引述他人说法：“南宁之失，敌以一个半师团进攻，我二十余师之兵力，竟尔败溃，其兵之强，殆可以一个营败我一师。”(70) 抗战后期，日军的战斗力有所下降，而国军的战斗力更趋下降。据军令部1944年统计，第一战区敌我兵力之比是14∶100；第二战区是13∶100；第三战区是20∶100。平均起来，国军要六七人才能抗敌一人。(71)同期徐永昌也有相似估计：国军共有320个师，在中国战场的日军约40个师，比例是8∶1。徐永昌认为，这样的敌我力量对比，在水田山地尚可应付几日，一到平地，便多不能支持。(72) 何应钦在拟定国军减编方案时，亦大致以国军一个师对日军一个联队的比例编制。不过考虑到抗战后期国军编制的缺额，国军与日军的战斗力未必有如此悬殊。其时国军一个师的编制约一万人，实际兵力平均要打七折。而日军师团分甲、乙、丙三种，人数为一万多人至二万余人不等。一个师团内辖三至四个联队。依此推之，国军与在华日军兵力的实际比例约为3∶1。而国军的实际伤亡人数(失踪除外)，也大致是日军伤亡人数的三倍。问题是，国军一师对日军一联队，“仍系处处打败仗”。(73) 导致战争胜负的因素甚多。面对国军处处打败仗，当时不仅国人有自己的看法，盟军方面也有很多的观察与分析。一直为学界关注和引用最多的，莫过于史迪威对国军的负面性评论。史迪威对国军有一概括性的说法是“官不如兵”：一般士兵温顺、有纪律、能吃苦耐劳、服从领导；低级军官对于命令，每能迅速执行；营、团长个别差异极大，不过也不乏优秀之士；至于师长和军长阶层，则是个大问题。(74)“官不如兵”这一说法很快在国人中流传开来。(75)而在徐永昌看来，“史迪威等每言中国兵好、官全不好，即是要指挥全中国军队”。(76)史迪威也许确有自己个人的考量。不过，我们应注意到，国军最高统帅蒋介石亦有大致相似的看法。早在1938年的一次会议中，蒋介石即已指出国军将官的学问与技能，远不如同级西方先进国家的军官，也比不上日本的军官，他甚至认为“我们做总司令的，只比得上人家一团长，我们的军长、师长，只当的人家一个营长和连长”。(77)徐永昌日记中也记录了蒋在军委会的一次内部讲话：“无论自我自他任何方面之观察，皆官不如兵。”(78)蒋还多次公开指责国军将领的知识、能力和精神，与其职务级别的高低成反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