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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张发奎回忆，逃兵现象早已存在，抗战时期“开小差”的比抗战以前还少一点。(53)其次，“开小差”的主要是士兵，但也不限于士兵；每次打了败仗后，都会有勇敢的军官留下来，胆小者离开。(54)军官“开小差”一般是跳槽；而士兵“开小差”有的是为了携械潜逃，变卖获利；有的是职业性壮丁，回去后再卖；更多的当然是逃避兵役。(55)对下级军官来说，防止逃兵是他们重要的职责，也是他们挥之不去的梦魇。据丁治磐描述：“下级军官及班长常扃门伺守，俨然阍者以防逃，又常使士兵相叠而卧，以使一人之起可警其余，虽在暑日亦如此者，其防逃之苦，可谓尽矣，然仍不能免于逃。”(56) 1939年11月，何应钦在军事委员会报告说，前方后方总计开小差的，一月有13万之多。(57)后方“开小差”应指征兵过程中壮丁的逃亡。相关史料显示，征兵过程中壮丁的逃亡更为惊人。国民政府官方战后发布的资料，抗战八年总共征集壮丁1400余万，除征拉过程中的折损，实际送达前方部队者有1200万人。(58)这意味着90％以上的壮丁送到了战场，中途折损不到10％。 然而，来自非官方的数据与之出入非常大。1941年7月，蒋梦麟以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身份，对兵役状况作过一次实地考察，考察路线为昆明—贵阳—桂林—衡阳—桂林—湘西镇远—贵阳—重庆，据称这一线路是壮丁必经之道，考察结果令他心悸神伤，终生难忘。事后，他写了一份考察报告给蒋介石。据蒋梦麟的描述，由于缺乏交通工具，被征召的新兵常常要步行数百里，才能到达指定的部队。在这一过程中，新征壮丁因徒步远行、饥饿、疾病而死于路途者十之八九。从韶关解来300壮丁，至贵阳只剩27人；从江西解来1800人，至贵阳只剩150余人；从龙潭解来1000人，至贵阳仅余100余人。他在考察报告的最后写道：“战事起后数年中，据红十字会医生经验，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为百分之二十五。以询之统兵大员，咸谓大致如是。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59) 笔者数年前阅读蒋梦麟的上述报告，深表怀疑。因为“百分之二十五”和“不及百分之十”的比例，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而此次阅读丁治磐日记，发现内中竟有相似记载，印证了蒋梦麟的报告： 1942年10月14日： 役政不良，逃亡相属，以本军补充之努力计算，战斗兵仅6000人有奇，全国100军计，到战场者当不足60万人。而军政部之统计，则前后方士兵共为600万人，在战场不足1/10。(60) 1943年4月26日： 民国三十一年，全国计征壮丁100万人，逃者60％，病30％，伤□□(原文字迹不清——引者注)10％。(61) 1943年11月19日： 自征兵以来，已征700万人，连年逃亡达半数。(62) 蒋梦麟与丁治磐都推断壮丁在途中折损高达90％，到达战场者不过10％。有所不同的是，蒋氏所见折损十之八九是死亡，而丁氏认为折损十之五六是逃亡。另据唐纵1944年11月27日日记，兵役部部长鹿钟麟是日在国府纪念周报告称，“抗战七年来征兵达一千一百余万人，然实际到达战场者恐不及五百万人。逃亡病故者大多也”。(63)这意味着兵役部部长所估算的逃亡病亡壮丁比例也高达百分之五六十。此外，丁治磐日记(64)、何成濬日记(65)中均记有具体案例。其他史料中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66)这些具体案例大致与全局性数据相印证。战时役政的负面性记载甚多，“其声誉之劣早腾于外”。(67)然而战时役政究竟“糟”到何等程度，蒋梦麟、丁治磐与唐纵等人提供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参考数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