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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昌还转述并认同关麟征、李汉魂的看法：“前方师长以下作战不力、报告不实，军长以上结党营私、不知有国”；“全国最不进步是党，其次是政，若军事在比较尚算最好。”(86)比较国军与日军、共军的差距，徐认为“我对敌失于训练太差，对共失于政工太差”。(87)分析国军军纪不良的原因时，徐注意到文武待遇不平：“文职优于武职，后方优于前方，我实造成不平，无怪前方之多数骚扰人民以自肥。”(88)而对于抗战后期国军的败绩表现，徐认为：“关于战事致胜之条件太不够，固无法使之有利，但如超过限度之败，则又完全为官兵训练太差，风气太坏，以致追溯其由，蒋先生似不能辞其咎。”(89)由于蒋对嫡系将领的纵容，使得嫡系将领恃宠而骄，军风军纪败坏，在徐看来，“愈是所谓杂牌队伍，其纪律反较好，盖尚非毫无忌惮者”。(90) 值得注意的是，身为师长、军长的丁治磐，面对国军败绩，同样持有“兵好官不好”的看法： 1940年6月3日： 军长颇以军队无训练、不足以赋指挥者之计划为叹。余谓“兵皆可用也，独叹指挥官之无能耳”。(91) 1940年10月15日： 抗战到现阶段上，每次会战，我之兵力皆优于敌人……装备上我亦不算劣势，我之士气亦不馁于敌，而犹不能致胜者，只是指挥官不如敌人耳。(92) 1940年9月1日： 究之宜昌之失，全在高级指挥官之举措失宜，事先既无计划与准备，临机又少应变之方法，事后乃诿罪于部属，此岂国家之福利耶。(93) 1941年10月16日： 此次长沙会战，共有十个军到达战场，而不能击溃敌军，不能不自认指挥之不卓越也。(94) 丁治磐虽然也批评最高统帅部“乏力”，认为最高统帅部“只绞领袖一人之脑力，他人只在唯唯否否、旅进旅退之列，对战场实情尚多隔阂”。(95)不过，丁氏批评“指挥官无能”，主要针对高级将领，认为高级将领不懂战术：“我方指挥官多不研究战术，不知状况，判断一味直感，东来东挡，西来西顾，用兵毫无重点”(96)；丁氏还称，“第一线指挥官学识太差，以致高级指挥官不能信任，虽细致之事，亦依命令指示之，并以军法限制之，结果，下级之被缚束愈严，而军法之要求愈苛，于是一小进，一小退，皆奉命惟谨，以此失机者有之，以此枉为牺牲者有之”(97)；在丁氏看来，“神圣之抗战参加者无不奋勉图功，自私之辈究属少数，其不能每战获胜者，虽装备之劣亦为一因，然其主因则仍为指挥官缺乏战术知识，高级之企图，下级之能力，不能相应也”。(98)他认为，下级官兵是否卖力，从每次战役的伤亡人数即可判断，而重大伤亡仍不能取胜，关键在于高级指挥官的无能。他甚至认为国军指挥官之所以“不行”，是由于“不在本行上用功夫”，而将时间花在准备演讲之类事情上，“好在演讲时露面子”，当“敌人真正来了，指挥官便不能以演讲却敌，而打胜仗的法子一无所知”。(99)他感慨“大官指挥能力之不逮，及战术思想之幼稚，殊不配与倭方指挥官为敌也”。(100)他在1941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敌以郑州为攻击目标，而以佯攻长沙牵制我三、四、五、六、七、九等六个战区之兵力，其统帅之优越，吾人当且佩且勉。”(101)对于1944年豫湘桂会战的失败，他总结说：“此次会战，制空权全在我方，敌炮火亦不强于我，其在弹药亦极缺乏，敌均为夜行军，与前两年之形势完全相反，然而我仍败战者，则战略指挥之不善及军队整训之不确实有以致之也。”(102)直到抗战胜利告终时，他依然不无遗憾地说： 余甚感此次大战争，各国皆出了名将及干员，而在我国，则仍为庸庸之辈。(1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