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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以后之历史必为好宣传者之历史” 此是徐永昌日记中的一句话(126)，却也提示历史研究者应谨慎对待历史行动者的宣传性言说，尽力挤压史料中的“水分”。近代以来，随着大众传媒的兴起与发达，各方势力逐渐认识到“宣传”的重要性。北洋时期军阀之间的“电报战”，北伐时期南北双方的“宣传战”均达到了炽热的程度。交战双方均视“宣传战”为军事之外的无形战力。国共等政党和政治势力更是竞相宣传各自的主义与主张。与此同时，宣传之滥用亦开始受到舆论的关注与谴责，几乎视“宣传”为垄断言论、隐没事实、愚弄民众的代名词。(127)中日战争中，为了克敌制胜，双方都重视宣传，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官方对外公布的战讯战报，报纸杂志为鼓舞民心士气而发表的言论，固均含有宣传的意味，即使军队内部的作战报告亦有虚假成分。抗战时期国军将领虚构战情、虚报战绩、虚领军饷等情形十分严重，势必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极大困扰。两岸档案馆现存抗战时期国军档案，如战斗详报、作战总结等，数量巨大，需要历史研究者细心鉴别，勿因出自官方档案而不加辨析、盲目采信。 最近二十多年来，一批民国党政军人物的日记陆续公开，得到学界的重视。相对而言，日记、书信之类私密性史料，不涉公开宣传，虽不乏预为后人阅读而作秀者，多数则是为自己记事抒情备忘而作，无意公开，故可信度较高。当然，任何历史研究，均有必要将各种相关文献比勘互证，本篇读史札记着意强调日记史料对国军军事史研究的重要性，只是希望引起学界对战争文献因“宣传”所产生的问题，以及私密性日记所呈现的若干特质和面相有所关注和审视。 就历史进程而言，后来发生之事不可能影响以前发生之事；而就历史研究而言，后来的历史结局难免影响历史学者对之前历史事件的评价。美国学者易劳逸(Lioyd Eastman)先生论述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时说过这样一番话：“如果历史在1945年后对国民党人更为仁慈些——如果没有内战，如果战后年代国民党能成功地在大陆创建一个稳定的国家——现在的历史学家将会把国民党人对日本侵略的抵抗描述为一篇大无畏牺牲的英雄史诗。”他进一步拿欧洲战场的情形相比较：“为国民党军队说句公道话，它在与一个在组织、训练和装备上占有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战争中坚持了八年，与法国(它对德国的抵抗在仅仅六个星期的战斗后便崩溃了)和英国(它从美国得到了大量的物资支援)比较起来，中国军队的抵抗是一个决心和自立的奇迹。”(128)本文所呈现的虽多是战时国军若干负面的特质与面相，却无意否认国军坚持八年抗战的伟大业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