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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非常关心普通百姓的生活，“她在散步时看到一些贫苦的人，就会停下步来问寒问暖，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90)河南受灾后，宋庆龄和“保盟”发起足球义赛募捐。准备工作就绪之后，不料国民党却宣布，只有他们才能为河南省举办募捐。宋庆龄对此决定置之不理，足球义赛照常进行，同时，金山、司徒慧敏领导的金山话剧团，义演两天，收入全部捐给“保盟”赈济河南水灾。(91)每逢周末，宋庆龄经常在家里举办舞会，邀请各类人士参加，不过尽力保持着没有政治色彩，但国民党方面还是认为，那是“用来搞共产党宣传的一种极其有效的方式”，而且“对国民党一般成员的思想也施加了很多影响”。(92) 在此时期，“保盟”帮助中共边区完善了医疗体系。约翰·福斯特在武汉失守前就与“保盟”开始了联系，不久即成为其委员。其时，美国大使馆随员、海军陆战队的埃文斯·卡尔逊电告在武汉任教的福斯特，说国际红十字会有大量医药物资存放在武汉，而日军将在三天内切断武汉以北的铁路线，请他帮忙把这批物资运送给华北太行山区的八路军。福斯特与“保盟”一起，将两车厢医药物资经平汉铁路转往陇海铁路，越过黄河送达太行山八路军驻地，建立了一座医院，这“是一个真正的统一战线的机构，把美国人、加拿大人和中国人，基督教徒和共产党人，军人和和平主义者统统团结在一起了”。(93)随后，宋庆龄领导保卫中国同盟，集中了大部分的国际援助，提供给边区。“保盟”对抗日根据地的资助，1942年为7万多美元，1943年资助国际和平医院5.45万美元、医疗工作87411.50美元、儿童工作12327美元、西北计划200295美元。(94)这主要是因为刚迁到重庆，对外工作和募捐活动一时难以展开的缘故。1944年，“保盟”共资助抗日根据地国际和平医院12500美元，法币4710978.50元；医疗工作110135美元，法币188996元；儿童工作179430.52美元，法币1808996元。前两项的法币捐款中，一部分指定用于儿童工作。1945年，“保盟”共资助抗日根据地国际和平医院510034.80美元，法币166175629.04元；儿童工作359297.60美元，法币40408363.63元。(95) “保盟”设法建立一些供应和平医院的常备运输线，在边区内组织一些小型的驴骡商队。但由于敌人一直在破坏，常常造成供应品的大量损失或人员的伤亡。医院自力更生从边区周围设法采购，但数量非常有限，而且常遭国民党扣留，药品来源异常困难的状况，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扭转。(96)根据马海德的汇报，宋庆龄和“保盟”得知抗日根据地要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创办制药厂，于是在支援时就有所侧重，使得许多制药厂1939年开始逐渐开办起来。(97)据资料记载，1942年八路军制药厂全年开支中，“保盟”捐款占12％以上。(98)援助边区政府的托儿所21处，其中最著名的为洛杉矶托儿所。到1943年，才基本上解决了医院所需要的大部分药材。1944年9月，曾在医院接受治疗的刘伯承、陈赓等148人联名给宋庆龄写感谢信，“忠言数起，予爱国者以声援；医药频输，给抗战者以物助。秉持正义，四海同钦”。(99)国际和平医院慢慢完备壮大，由一所只有几百张床位的医院，发展成为拥有中心医院和分院、床位较多的完整医疗网。到抗战结尾时，它和其他医疗组织一起，为一亿四千万中国人民提供了医疗保健。(10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