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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宣言》中呼吁：“一切愿做‘保盟’盟员，以增加工作效果的机构，请与‘保盟’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联系……不需要交纳任何费用。‘保盟’中央委员会为其他机构服务，不收任何费用。”(33)当时中国与外国的联系几乎都被切断了，“保盟”的成立，就是要“突破日本侵略者占领沿海城市后的封锁以及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实施的物资和新闻封锁。尤其在接受外援一事上，保证各个环节的方方面面都能畅通无阻”。(34)因此，“保盟”目标有二：“一、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二、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它的主要任务是“成为需要者(中国人民)和资金、物资捐赠者(国外有关机构与‘保盟’支部)之间的桥梁”，积极从事“国际范围内筹募款项，进行医药工作、儿童保育工作与成立工业合作社等活动”。(35)保卫中国同盟就这样成立了，一个向游击区——华北和新四军进行抗战的安徽——输送金钱和物资的国际委员会。8月5日，“保盟”成立不到两个月，宋庆龄就致函美国援华会(China Aid Council)负责人，“您在划拨资金……时碰到了困难。我们组织保卫中国同盟正是为了确实地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好几个集团军都有代表驻在香港，他们也是我们同盟的成员。我们将愉快地按照您的指定，将资金划拨给某一个集团军或组织，并从那里取得收据”。(36) 宋庆龄是这个组织的灵魂和神经中枢，没有这个独特条件，它的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宋庆龄自己总是什么工作都亲自参加，使得“保盟”内部工作氛围融洽且充满激情。“保盟”中央委员会非常精干，年轻而洋溢活力。这个集体“主要都是志愿人员，领薪的人极少，最多不过两三个人——他们没有其他收入，但也只领基本生活费”。(37)陈君葆、柳无垢、金仲华等人也陆续加入。据当事人回忆，保卫中国同盟“只有一个庞大的中央委员会，下面没有一般的盟员。妇女促进委员会由廖梦醒主持，成员大半都是一些委员家属，客串搞搞杂务和后勤的工作”。(38)但爱泼斯坦表示，“那个时候，实际上，不是名义上，‘保盟’中央就是宋庆龄。……谁参加工作谁就是中央委员，不是什么人从下面选举的，也不是什么人从上头批准的。所谓庞大的中央委员会是不存在的。但有一班人，有很有力量的核心。后面有周总理，有没有毛主席我不知道”。(39)这话颇耐人寻味，一方面说明“保盟”急需人手，不能过于讲究入盟手续问题，特殊情况必须特殊处理；另一方面也说明，宋庆龄是“保盟”的领导核心并取得中共的支持。实际上，“保盟”初期的核心成员一直维持在10人左右，并经常通过开会方式处理重大问题。(40) 此外，宋庆龄还让爱泼斯坦在广州组织一些外国侨民、教师和留学生，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广州分会，动员外国友人提供医药等方面的物资来支持中国的武装抗日斗争，特别是极为有效的游击战。但不到一个月广州就沦陷了，广州分会没有得到发展的机会，实际上没来得及做什么工作。(41)宋庆龄还曾打算在菲律宾、印度等地成立分会，但都因战事发展太快等客观因素而未能实现。“保盟”的正式分会只有上海的分会，上海分会的成立，开拓了分会主要支援新四军、香港“保盟”总会主要负责支援八路军的新局面。尽管存在时间不长，但其成绩还是值得肯定的。(42) 皖南事变后，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情况，3月份，宋庆龄对“保盟”机构进行调整，在中央委员会下面新设四个小组委员会：诺曼·法朗士领导的财政委员会、麦克斯·比克顿领导的运输委员会、邹韬奋领导的宣传出版委员会、玛丽恩·苔德莉领导的促进委员会。(43)温源宁博士、陈翰笙夫人顾淑型以及香港大学的N. P. 郭先生(即许乃波)也参加了促进委员会。果然，宋子文受不了“保盟”在皖南事变上的政治表态，担心蒋介石责问而影响个人前途，于是与“保盟”关系破裂。为增强影响力，保卫中国同盟“组成了一个新的国际荣誉赞助团，其中包括孙科博士、冯玉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爱德华，托马斯·曼，保罗·罗伯逊，赛珍珠和克莱尔·布思·卢斯”。(4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