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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0日，宋庆龄主持召开“保盟”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研究必要的应变事宜，部署各项工作。会后，留守人员立即采取措施，疏散和隐蔽人员，销毁所有的文件、材料、印刷品，包括已排好版的《保卫中国同盟年报：1940－1941》。爱泼斯坦帮助柳无垢烧毁了一部分“保盟”的案卷，“中国工合”的邱茉莉为不使档案落入日本人手中，和同事们加以销毁。(45)宋庆龄当晚乘末班飞机赴重庆，临行前表示“一定要继续‘保盟’的工作”。但她这次去重庆，面临的将是更严峻的处境。 保卫中国同盟遭到重大损失，委员会的名誉司库诺曼·法朗士在参加城防志愿队作战时牺牲了。委员会的两名委员被关进平民集中营，还有一位委员被关进华人监狱。有九位委员被迫乔装躲藏起来。(46)被关进平民集中营的是爱泼斯坦和贝特兰，爱泼斯坦与中国工合的邱茉莉等人设法逃出拘留营，经澳门达桂林转赴重庆。而关在另一个集中营的贝特兰则作为战俘被押解到东京，“为天皇而劳动”，直到日本投降才获释返回新西兰。被关进华人监狱的是廖承志，他在完成著名的秘密大营救后被国民党逮捕。几位重要成员失去自由，其他成员四散各处，“保盟”一时间陷于瘫痪。 1942年5月，周恩来致电避居澳门的廖梦醒，要她尽快前来重庆，协助宋庆龄恢复“保盟”的工作。(47)夏天，“保盟”的工作人员柳无垢、金仲华、许乃波、徐舜美相继来到重庆，(48)其他成员也陆续报到。8月3日，廖梦醒辗转到达。她根据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电报指示，参加重建“保盟”的工作。后来，她成了“宋庆龄—‘保盟’—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之间的联系人。(49)宋庆龄抵重庆后，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才从她两位姐妹的警卫森严的官邸解脱出来，找到一处远离她们的私宅，获得与友人们联系的自由，得以开始重新主持“保盟”的工作。最初，办事处只有宋庆龄和王安娜、廖梦醒3人。(50)8月中旬，“保盟”中央委员会在重庆重新成立，仍选宋庆龄为主席，委员有爱泼斯坦、邱茉莉、王安娜、廖梦醒、简·斯坦尼福思·培柯、约翰·福斯特、苏西·陈(即顾淑型)和许乃波。后来奥地利人魏璐诗也参加进来。(51)此时宋庆龄改组“保盟”中央委员会，除了人事上的实际变动外，还因为“美国援华会需要向美国对华救济联合会提供报告，并要求‘保盟’提供改组细节”。(52)“保盟”的名誉成员有克莱尔·布什、路易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爱德华·C. 卡特夫人、赛珍珠、埃德加·斯诺、文森特·希恩、保罗·罗伯逊、托马斯·曼、理查·华尔施、冯玉祥、何香凝、孙科、茅盾等。(53)“保盟”中央的办公室，就设在重庆两路口新村3号宋庆龄寓所内。像在香港时一样，她们竭尽全力、满腔热情地继续为“保盟”事业奋斗。 1945年8月，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保盟”的历史使命完成。12月，“保盟”发表声明，宣布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迁到上海。除了援助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外，开展赈济难民和孤儿、救助贫困的文化界人士等工作，完成了从抗日救亡组织到社会救济福利机构的转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