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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香港的社会功能与历史贡献 当时，新四军为了有利于取得物资援助，以叶挺、项英的名义在香港《大公报》刊登启事，通告各界同胞捐赠的物资交由“敝军驻粤港代表廖承志收转”。(54)这是因为，国民党政府有一整套官办的“抗敌后援会”，目的是统一一切募捐，严格控制所有的类似的爱国捐献运动，并通过其特务线索控制南洋各地华侨的爱国捐献团体，企图使每一分钱都落在蒋介石的腰包里。他们的口号就是：“进行独立募捐就是反对蒋介石，就是反对政府，就是反对抗战。”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主持会议，严厉批评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捐款要交给国民党”等错误观点，(55)鼓励各部门募捐。蒋介石还用各种手段威胁保卫中国同盟，甚至通过英帝国主义和在香港的代理人进行恐吓和威胁。幸好，港英当局对“保盟”不错，“虽监视我们，但不妨碍我们的工作”。(56)这样，尽管国民党“口头上赞成民族抗战事业，实际上却在进行阻挠和破坏”，开展工作的压力在香港依然存在，但“至少我们还能在那里为解放区收集战时救济物品，进行通讯和出版工作”。(57) “保盟”遵照创办宗旨，成立伊始积极开展活动。宋庆龄和“保盟”的工作在香港民众中反响非常大。1938年8月，香港九龙深水(埗)的瓜菜小贩开始“八一三”救国献金运动，随后范围迅速扩大，取得了献金百万的巨大成绩。10月，香港同胞发起为抗战捐募寒衣活动，76个商团联合募集寒衣36万件。其他赈济团体、学生界则举行赠旗募款、采购寒衣及防毒面具等活动。1938年底，香港九龙新界司机总工会的工人师傅，走遍港岛、九龙和新界，筹集港币4000余元购买了前方急需的救护车及药品，开车前往桂林捐献给八路军。(58) 宋庆龄呼吁国际友人捐赠，“因为中国贫困，中国的士兵缺少武器，穿不暖，吃不饱却走上战场”。(59)英国援助中国运动委员会积极响应，举办各种集会以千计，印制数百万份宣传中国抗战的传单和宣传品，通过募捐、义卖、义演等形式筹集援华钱款和物资，并一次次举行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英国援华组织还捐赠许多医疗设备和药品，通过“保盟”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多所国际和平医院。援华组织在运送援华物资时，坚持一定要把国民党战场和敌后战场并重，并尽可能更多地提供给敌后战场。但这一要求当然不会为国民党所接受。(60)当时边区医疗工作很困难，西药及手术设备很缺乏。“保盟”一方面介绍医务干部前去，如加拿大人白求恩大夫，印度人柯棣华大夫等。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一种支援，就是医药物资的支援，输送当时伤病员极需要的药物，如消炎剂、破伤风血清、奎宁、各种疫苗等，以及各种手术设备、化验设备，大批担架、毛毯、被服等。尽管困难重重，保卫中国同盟在物质上和道义上，对根据地和抗日游击队进行了巨大支援。 在宋庆龄的多方努力下，“保盟”成立仅一年，就收到各国捐款达到25万港币。(61)1939年1月至1940年2月，“保盟”又收到16.3万余元的港币捐款。(62)“保盟”仿效美、英等国，于1941年5月发起“一碗饭运动”，到9月初结束时，出售餐券和捐款共收入22144.95元港币和615元国币。(63)国际上捐赠给“保盟”的款物，除了少数由捐助者指定对象外，大部分由宋庆龄全权做主拨给最迫切需要捐助的抗日根据地。(64)“保盟”还全力支持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到1941年香港被日军占领为止，“短短两年间，中国工合接受国外华侨和国际人士的捐款2000余万，全部支援了中共”。(65)“保盟”和工合在后方重建工业、发展生产、供应战时军需民用、建立巩固的国防经济壁垒、支持长期抗战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6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