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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庆时期的卓绝维持 重庆时期“保盟”的任务与前一时期相同，不同的是客观环境更形恶劣。当时美国按照租借法案提供给中国的援助和军事装备，全部到不了敌后根据地。(78)而在重庆的一些国际救济团体，由于受国民党政府的影响也不给抗日根据地以援助。香港被日本占领，“保盟”不可能再继续活动，重庆没有海上交通，国外援助的东西来不了，开展“保盟”的工作要比在香港困难得多，而且重庆是蒋介石直接统治下的地方，“保盟”的活动受到了很大的阻挠。不过，重庆也存在相对有利的条件。作为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有来自盟国的许多高级外交官、军事人员和救济机构的代表，以及各大媒体的记者。他们对宋庆龄全国团结抗日、所有抗日力量一视同仁的主张较为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从国外为共产党领导的地区争取到了一部分救济款，并且确实送到了后者手中。(79) 在重庆的三年多时间里，“保盟”与国民政府的社会局不断地作斗争。“保盟”所筹得的款物，极大部分是交给解放区的，国民党处心积虑地找寻借口来对其进行破坏和迫害。“保盟”在香港时，国民党无计可施，但“保盟”迁到重庆后，他们觉得机会来了，提出“保盟”必须要向重庆市社会局登记，并且干涉经济，要“保盟”报告款项的分配和用途。(80)因此，“与外国朋友和海外华侨的联系都必须加以伪装”，(81)为了应付当局的盘查刁难，“保盟”的来往账目有两份。一份是公开的，用中文书写；另一份是秘密的，用英文书写。这样即使有人想来找岔子，也无从查起。(82)为了避免发生意外，“保盟”利用国民党官员的媚外心理邀请一些外国人士担任财务委员，使用他们签署的支票。(83)“保盟”还同国外机构联合起来，争取外汇兑率的调整，终使直接救济汇款可获100％的补贴。(84) “保盟”在重庆重建后，为争取海外援助，宋庆龄通过王安娜与纽约援华委员会、加拿大维多利亚医疗援华委员会、加拿大维尔农中国战灾救济委员会、荷属西印度阿鲁巴爱国华侨协会和伦敦的中国运动委员会等保持密切联系。其中，美国的国际皮裘制革工人工会，主动支援了晋察冀边区的国际和平医院建立分院，并负担它一年的开支。(85)另一位委员约翰·福斯特，则帮助“保盟”将外币汇款兑换成国币，刚好中央银行的一位出纳员曾是他的学生，提供了很多方便。而八路军战士就在银行拐角处的汽车里等他，提取现款后直驶宋庆龄家中。(86)这就使“保盟”的工作逐渐得到了开展。宋庆龄对王安娜说，近期“许多人要到重庆来，我们应能与他们合作并为我们的救济活动举办一次演出，让保卫中国同盟在这里更为旗帜鲜明和为人们所知晓”。(87) “保盟”每次开会都在宋庆龄家里，在她的亲自主持下进行，这样国民党政府就不敢指使特务捣乱以及其他干涉，它虽然竭力想孤立宋庆龄使她不谈政治，但是却做不到。“保盟”支持者的强大阵容，“使国民党对‘保盟’实行镇压或者即使是公开指为‘赤化’都很为难”，(88)但也并不放过它，威吓和骚扰不断。特别是到了抗战后期，国民党更加肆无忌惮，与敌伪勾结，封锁解放区，不让物资通过，甚至公开抢劫“保盟”运送到解放区的物资。“保盟”向陕甘宁边区的输送，沿途要通过国民党的重要封锁线，十分困难。宋庆龄为此想尽办法，时而转交八路军办事处运输，时而通过国际友人交邮，时而利用美军飞机空运，时而交外国医疗队带往。在这些物资上，往往写有“孙夫人寄”的字样，国民党尽管背离了孙中山的典范和原则，但对这位缔造者的崇敬几乎到了神化的地步，对其遗孀仍存有一定的尊敬，因而军警不敢扣押。再者，中共正式代表周恩来在重庆，国民党也无法阻止宋庆龄会见他，“保盟”可以利用国民党允许的交通方式，如当时往来于延安、重庆之间的汽车和飞机，向解放区运送物资。(8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