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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曾要求“保盟”的各种活动都要符合原则，也就是，“援助不受政治原因和地理条件的限制，这样，共产党支配的地区也包括在受援范围之内。……‘保盟’执行这一方针未久，便被一些人认为它是专门援助红色分子的组织”。(67)因此，“保盟”有时就以中国红十字会的名义装运，1939年冬，从图云关运送10吨较贵重的医疗器材、药品抵达延安。(68)虽然香港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非常便利于向海外呼吁、与海外联系以及募集救济物资，但是把这些东西送到物资匮乏的革命根据地，是很困难的。这问题在1940年以后显得特别严重，那时，国民党几次掀起反共高潮并封锁边区，日军又切断了中国与越南的交通，支援工作越来越困难。有一次，英美友人送给共产党4卡车最迫切需要的救命药品和贵重的外科器械，当这批物资运到陕西三原国民党军队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封锁线上时，却受到阻拦。经过几个月的交涉和斗争，最终无效，那些救济品连一盎司都没有到达延安。(69)不过，后来有人发现这些药品在西安黑市出售。尽管如此，保卫中国同盟仍然想尽一切办法，给边区和游击区送去了物资。(70) 保卫中国同盟在西摩道设了一个办事处，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迁渝办公。宋庆龄将“保盟”的办公费用控制在资金收入的5％以下，每一分钱都要用在实处。同时，每收到一笔捐款，不论数目大小，她都亲自在收据上签字，(71)以为征信。“保盟”实质上是一个联络委员会，直接介绍中国内地的实情和需要，然后从海外得到相应的支援。它是在一个“以英国殖民地为背景的地方，由中国的爱国者和外国的进步分子所组成的、唯一无可匹敌的混合体”。(72)经过连续几年的努力，“保盟”在香港开辟了抗日救济工作的新局面：与美、英、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援华团体和东南亚、南洋的华侨建立了稳定持久的联系；各类捐款和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抗日前线；“保盟”的《新闻通讯》和《华商报》等出版物深受海外读者的欢迎，发行量由最初的1000册上升到2500册。(73) “保盟”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让中国的国际朋友们知道中国战区和敌人占领地区人民的真正需要”，另一方面，“把捐款、医疗物资和其他捐助物运送给真正和迫切需要的人们，使朋友们和同情者的捐赠最有效地得到应用”(74)。它“完全是做救济工作的。它筹集到的救济款物成为共产党控制地区主要的外部供应来源”(75)。而经济和医药援助对保卫中国的作用，“不亚于以飞机、坦克和枪支的支援”。(76)“保盟”的活动在实际上将国内外的反法西斯斗争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一条国际统一战线，让世界人民认识到，中国的抗日战争对保卫世界和平有着重要意义。“保盟”在香港的3年半中做了大量募捐工作，筹集了几十万元，折合美金18.85万元(当时一个士兵的月饷约为50美分；1美元可供3个孤儿作一个月的生活费)，其中绝大部分用以购买药物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甚至新四军成立时的通讯设备也是保卫中国同盟募捐助成的。据不完全统计，“保盟”在香港共送出120多吨药物和其他救济物资，平均每月送出3吨左右。(7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