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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也自发行动起来，1938年5月，暹罗校书服务社同仁与华侨抗日会共同捐款港币3963.43元，化名“康联”汇款给廖承志，但不知为何误为“廖志承”，造成无法收款的情况。广东银行暹罗分行为此致函查询，“廖志承先生是否第八路军主任请代查明见复”。总行复日，“因该处地址不明无从代询，且第八路军主任是廖承志”。⑧这样一来。一往，迁延一个多月才得以收款。以上事实说明，国际上对中国抗日是积极支持并愿意进行物质援助的，但需要一个合适的机构来接受捐赠并及时进行合理分配。 当时中国处在抗战初期的被动阶段，内地与外国的联系几乎都被封锁、隔绝，一重封锁是由于日军占领了沿海城市、控制海岸线构成的封锁，另一重封锁是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和根据地进行的物资供应的封锁及新闻的封锁，禁止向根据地供应物资，甚至连医疗用品也不准供应。同时既不让外部的新闻传到内部，又不让把抗日军民作战的消息传到外部。⑨香港是中国当时唯一与外界有联系的窗口，而且已经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军事装备运输大动脉，同时它还是医疗救援物资的主要通道和集散地。香港地理位置和政治条件的特殊性，对于开辟国际国内抗日统一战线十分有利：香港毗邻华南地区，与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根据地仅一海之隔，便于与内地往来；香港是国际通商口岸，便于广泛接触同情我国人民的外国朋友，有利于争取国际援助。况且，由于香港地区的特殊条件，开展工作时可避免受到国民党当局直接的干扰和破坏。 香港各阶层民众自始至终关心和支援祖国抗战。香港虽然处在英国殖民统治下，但绝大部分居民是中国人，具有爱国心。香港民众曾以组织救护队、回乡服务团等形式援助祖国抗战，早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上海中华医学会会长牛惠生博士呼吁香港中华医学会支援上海抗战，得到热烈响应。香港的施正信医生、冯庆友医生等十余名医护人员组成香港医疗护理队开赴上海，到设在公共租界的收容伤兵医院工作了一个多月。莫应溎组织了一支75人组成的“香港华人救伤队”，自任队长，并捐献一部救护车，携备用药品及医疗器械亲赴上海抢救抗日部队。⑩“七七事变”后，香港有数十个以援助抗战为宗旨的社会团体纷纷成立。这些团体广泛开展活动募集捐款。如香港学生赈济会从1937年9月至1938年5月，通过街头卖花、卖物会、义唱、义演、节食活动等方式，募集港币两万余元。这固然是因为“香港的生存，所有居民的生计——无论他是白种人还是黄种人，都将取决于中国在战争中的胜利”，(11)同时也说明香港有良好的民众基础，有利于开展募捐抗战活动。 至于港英政府方面，周恩来特地当面告诉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将军说：由于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敌，赢得我国海外广大侨民的钦佩，他们纷纷捐助物资、药品和款项，因此，我们需在港设立办事处接收，请转告港督加以关照。(12)这样，双方在口头上达成默契，中共可以在香港设立秘密的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默察国际国内形势，向中央提议派廖承志去香港筹建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毛泽东表示同意，并找廖承志谈话：“统战工作很重要，政策性很强，你在国民党那边有许多朋友，你要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扩大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救国运动。”并特意叮咛，“小廖，你到南京跟剑英同志先工作一段，熟悉熟悉‘行情’，再到香港开分号！”(13)廖承志辗转到港后即着手准备，于1938年1月成立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白求恩过港赴延安时，廖承志与邓文钊、廖梦醒组织了一个加拿大医疗小组，但“苦于声望不足，迄元建树”。(14)而且，3月12日，为办事处机关作掩护的“粤华公司”被港英警察查封，并抓走了连贯等7人。处于秘密状态下的八路军办事处，要想在香港站稳脚跟、打开局面，仅靠年轻的廖承志等人是不够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