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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要开展史学批评呢？或者说，史学批评之必要性何在？刘知幾对此做了明确的论述，他写道： 古之述者，岂徒然哉！或以取舍难明，或以是非相乱。由是《书》编典浩，宣父辨其流；《诗》列风雅，卜商通其义。夫前哲所作，后来是观，苟失其指归，则难以传授。而或有妄生穿凿，轻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误生人之后学，其为谬也，不亦甚乎！[2]卷七《探赜》，194 盖明月之珠不能无瑕，夜光之璧不能无颣；故作者著书，或有病累。而后生不能诋诃其过，又更文饰其非，遂推而广之，强为其说者，盖亦多矣。[2]卷七《探赜》，196 这两段话，都是在说明史学批评的重要性，但其意也有不完全相同之处。前者先是因“取舍难明”“是非相乱”而发生差错，继之是后人穿凿以致“乖作者之深旨，误生人之后学”，造成新的谬误。后者是说，即便是佳作，也难以做到“无瑕”“无颣”，而后人无识见，反而“文饰其非”，以致谬种流传。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必须有正确的批评，纠正前人的失误与过错，使史学得以健康发展，这正是史学批评对于史学发展的重要作用，其必要性自无疑义。 《史通》所采用的史学批评的方法，灵活多样，举凡纠谬、补正、说理、推论、警示、劝告、比较、辨证等，其中贯穿着一个总的原则，就是“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2]卷一四《惑经》，374，这是史官记事的原则，也是史学批评的原则。这就是说，对于批评的对象，不应说好就全然都好，说不好就全然不好，要有辩证的态度和方法。这种辩证的态度和方法，还反映在对于考察对象之“貌”与“心”的关系判断方面。刘知幾写道： 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已降，喜学《五经》。夫史才文浅而易摸，经文意深而难拟；既难易有别，故得失亦殊。盖貌异而心同者，摸拟之上也；貌同而心异者，摸拟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异，不尚貌异而心同者，何哉？盖鉴识不明，嗜爱多僻，悦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张之所以致讥于鲁矣，有叶公好龙之喻也。[2]卷八《模拟》。208 这是阐明对于形式和思想的辩证关系，即在史学批评中，既要看形式，更要看思想，不会因“貌同”而忽略了“心异”这一关键所在。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有一段论述与此意相近，章学诚说： 《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纬经也。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以搜逸也。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变通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迁书远异左氏，而班史近同迁书，盖左氏体直，自为编年之祖，而马、班曲备，皆为纪传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则迁书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迁书也远；盖迁书体圆用神，多得《尚书》之遗；班氏体方用智，多得《官礼》之意也。[2]卷一《书教下》，49-50 这里说的“形貌”与“精微”跟刘知幾说的“貌”与“心”实为同义，或许章学诚本是受到刘知幾的启发而加以发挥乃有此论述。刘、章二人都重视关于形式与思想之关系的辨析，可见这一辩证思维及其方法论在史学批评中的重要。 最后，我们要说到刘知幾关于史学批评的目的，即批评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其实这在刘知幾的史学批评的种种方法的运用中，已有明确的表述。概而言之，就是他在《史通·自叙》中说的两句话：“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2]卷一○《自叙》，271在这里，“指归”是指思想而言，“体统”就是说的体裁体例了。这个目标，既是刘知幾要达到的目标，也是他为当时的和后世的学人所希望的，这从他以扬雄《法言》，王充《论衡》、应劭《风俗通》、刘劭《人物志》、陆景《典语》、刘勰《文心雕龙》等自况，看得十分清楚。 刘知幾《史通》一书，以史学批评显其锋芒，以思考史学自身之构成为其底蕴，显隐相济，贯通古今，这就是《史通》之“通”的真谛。然而，诚如刘知幾所说：“明月之珠不能无瑕，夜光之璧不能无颣”[2]卷七《探赜》，196，《史通》亦不能脱离这一常理，故历来都有一些批评《史通》瑕疵以至缺陷的论著，笔者也曾有这方面的文章。[7]但这都无碍于《史通》在史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今年，时值刘知幾诞生1355年、逝世1295年，笔者撰写此文，也是对这位历史上的杰出史学家的一个纪念。 注释： ①参见周晓瑜：《史通书名辨证》，载《山东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文章列举前人对《史通》之“通”的六种解释，而此文作者认为：《史通》之“史”是指历史学，“通”是“通义”的意思，指疏通道理而言。 ②参见《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5页。按：刘知幾《史通·自叙》说：“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书》。” ③按：此处引文，刘知幾用典甚多，可参见浦起龙所释，不一一作注。 ④按：顾炎武认为：“《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见《日知录》卷四“《春秋》阙疑之书”条，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页)这一看法，多为今人认可。 ⑤《左传·文公十五年》记时人引史佚之言：“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贺善、吊灾、祭敬、丧哀，情虽不同，毋绝其爱，亲之道也。”同书《宣公十二年》记：“史佚所谓‘毋怙乱’者……”同书《成公四年》记：“《史佚之志》有之曰……”(以上分别见《春秋左传注》，杨伯峻编著，载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11、747、818页。)又《礼记·曾子问》记：“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殇也。墓远，召公谓之曰：‘何以不棺敛于宫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于周公，周公曰：‘岂不可？’史佚行之。下殇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见《礼记》，陈澔注，载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页。) ⑥相关材料见《国语》卷一七《楚语上》、卷一八《楚语下》，载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51、58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