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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史学渊源、流别 《史通》开宗明义指出：“自古帝王编述文籍，《外篇》言之备矣。”[2]卷一《六家》，1这里说的“《外篇》言之备矣”，当指《外篇》中的《古今正史》篇而言。阅《古今正史》篇，起首写道： 《易》曰：“上古结绳以理，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儒者云：“伏羲氏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又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春秋传》载楚左史能读三坟、五典。《礼记》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由斯而言，则坟、典文义，三、五史策，至于春秋之时犹大行于世。爰及后古，其书不传，惟唐、虞已降，可得言者。然自尧而往，圣贤犹述，求其一二，仿佛存焉。而后来诸子，广造奇说，其语不经，其书非圣。故马迁有言：“神农已前，吾不知矣。”班固亦曰：“颛顼之事，未可明也。”斯则坟、典所记，无得而称者焉。[2]卷一二《古今正史》，305-306 这一段论述，从“结绳以理”到“易之以书契”，再到“文籍生焉”等语，多方看来，讲的是中国先民从野蛮步入文明的历史过程；又从“三坟”“五典”的出现，讲到“爰及后古，其书不传”，已无法评论，并引用司马迁、班固的话作为佐证，表明刘知幾是一位严谨的史学家。 刘知幾从“文籍生焉”进而考察“古今正史”的来龙去脉，上起《尚书》，下讫武则天长安年间和唐中宗神龙元年，他与朱敬则、徐坚、吴兢等史家的修史活动。他在《古今正史》篇的结语中写道：“大抵自古史臣撰录，其梗概如此。盖属词比事，以月系年，为史氏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略尽于斯矣。自余偏记小说，则不暇具而论之。”[2]卷一二《古今正史》，349这是刘知幾对史书源流所作的纵向考察。 同时，刘知幾认为，这种纵向考察难得详其流别，故而又论述以横向区分作《六家》。《六家》篇指出： 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今略陈其义，列之于后。[2]卷一《六家》，1 刘知幾在《六家》篇的论述中，对《左传》《汉书》两家倍加称赞，并在篇末结语中进一步对《汉书》予以强调，他这样写道： 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尚书》记周事，终秦穆，《春秋》述鲁文，止哀公，《纪年》不逮于魏亡，《史记》唯论于汉始。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炼，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2]卷一《六家》，20-21 这是刘知幾从横向上对史书流别进行考察所作的结论，其中对《汉书》的肯定和称赞，反映了魏晋南北朝到唐初皇朝史撰述兴盛的史学潮流，也反映了自南朝梁陈至隋唐之际“《汉书》学”广泛传播的历史影响。 对于“六家”的考察，主要是着眼于较早出现而有代表性的史书的内容，刘知幾进而要考察史书的不同表现形式，于是有《二体》篇的撰写。《二体》篇起首指出史书体裁的发展趋势： 三、五之代，书有典、坟，悠哉邈矣，不可得详。自唐、虞以下迄于周，是为《古文尚书》。然世犹淳质，文从简略，求诸备体，固已阙如。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城有限，孰能逾此！盖荀悦、张璠，丘明之党也；班固、华峤，子长之流也。惟此二家，各相矜尚，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2]卷二《二体》，24 刘知幾在概括了史书体裁发展趋势后，就以《左传》为代表的编年体史书和以《史记》为代表的纪传体史书各自的长处与短处做了比较，而篇末举班固《汉书》和荀悦《汉纪》为纪传体与编年体史书作楷模，并作结论说：“然则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下文进而举晋史和宋史都有纪传体与编年体两种体裁史书为例，以证其说：“各有其美，并行于世。”[2]卷二《二体》，26-27 应当指出，刘知幾所说编年体史书之“短”是指它漏记有关历史人物，使其“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云云；所论纪传体史书之“短”是指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而采用互见之法，等等，都有可议之处。同时，刘知幾认为纪传、编年两种体裁，“后来作者，不出二途”的结论亦过于武断。当然，我们不必苛求刘知幾。重要的是，他对于史书源流的考察，从史学渊源到史学成果，从史学流变到史书形式，梳理之细致和概括之精当，往往亦不乏理论的阐述，凡此，都前无古人。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他在《古今正史》篇文末所说“自余偏记小说，则不暇具而论之”的话，最终还是撰写出《杂述》篇，弥补了这一缺憾。《杂述》篇写道： 在昔三坟、五典、春秋、梼杌，即上代帝王之书，中古诸侯之记。行诸历代，以为格言。其余外传，则神农尝药，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实著《山经》；《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语》载言，传诸孔氏。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 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骛。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2]卷一○《杂述》，253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刘知幾强调“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这是一个古老的传统。第二，刘知幾把“偏记小说”划分为十类，可见他在这方面用功的勤苦和思路的清晰。 刘知幾在一一分析了十种“偏记小说”的价值与局限后写道：“于是考兹十品，征彼百家，则史之杂名，其流尽于此矣。至于其间得失纷糅，善恶相兼，既难为覼缕，故粗陈梗概。且同自郐，无足讥焉。”从“古今正史”说到“偏记小说”，刘知幾对史书源流的考察，可以说周到、详尽而无遗憾，其思想见地亦灼然可见。下面这段话，似可作为他对史书源流之总的认识： 盖语曰：“众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历观自古，作者著述多矣。虽复门千户万，波委云集。而言皆琐碎，事必丛残。固难以接光尘于《五传》，并辉烈于《三史》。古人以比玉屑满箧，良有旨哉！然则刍荛之言，明王必择；葑菲之体，诗人不弃。故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且夫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2]卷一○《杂述》，257 这是刘知幾从考察史书源流中总结出来的治史理论与方法，也是他向当世同行及后世同行善意的提醒与建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