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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简要”要以“文约而事丰”为目标，而不是文字越简越好。刘知幾的挚友史学家吴兢晚年过分追求史书之“简”，受到后人非议，说他“尝以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繁杂，乃别撰《梁》、《齐》、《周史》各十卷、《陈史》五卷、《隋史》二十卷，又伤疏略”[11]卷一○二《吴兢传》，3182。这与他的《贞观政要》受到好评形成鲜明的对比。 刘知幾认为，要合理地做到简要，首先要在内涵上下功夫。他指出：“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然则才行、事迹、言语、赞论，凡此四者，皆不相须。若兼而毕书，则其费尤广。但自古经史，通多此类。能获免者，盖十无一二。”[2]卷六《叙事》，156-157这是具体地说明，“四者”之中择其一较佳者书之则可，不必一一赘书。其次，要在字句上下功夫。他指出：“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如《左传》宋华耦来盟，称其先人得罪于宋，鲁人以为敏。夫以钝者称敏，则明贤达所嗤，此为省句也。《春秋经》曰：‘陨石于宋五。’夫闻之陨，视之石，数之五。加以一字太详，减其一字太略，求诸折中，简要合理，此为省字也。其有反于是者，若《穀梁》称郄克眇，季孙行父秃，孙良夫跛，齐使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盖宜除‘跛者’已下句，但云‘各以其类逆’必事皆再述，则于文殊费，此为烦句也。《汉书·张苍传》云：‘年老，口中无齿’。盖于此一句之内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为烦字也。然则省句为易，省字为难，洞识此心，始可言史矣。苟句尽余剩，字皆重复，史之烦芜，职由于此。”[2]卷六《叙事》，158从刘知幾所举之例来看，可以认为，他把叙事之尚简的要求，已讲到极致了。在这里，可以进一步看出《叙事》篇同《浮词》篇的密切联系。 试论其分论之二。《叙事》篇写道：“夫饰言者为文，编文者为句，句积而章立，章积而篇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备矣。古者行人出境，以词令为宗；大夫应对，以言文为主。况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励精雕饰，传诸讽诵者哉？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句皆《韶》《夏》，言尽琳琅，秩秩德音，洋洋盈耳。譬夫游沧海者，徒惊其浩旷；登太山者，但嗟其峻极。必摘以尤最，不知何者为先。然章句之言，有显有晦。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然则晦之将显，优劣不同，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2]卷六《叙事》，161从这些论述来看，可见“用晦”是尚简的进一步发展。所谓“显也者，繁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恰是与尚简相违背的。而“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正是符合尚简的要求。但是用晦也还有更深刻的含义，即叙事者应具有对于史事的全局观念和轻重主次的意识，使叙事之中“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既使“大”者、“重”者凸显出来，又不忽略“小”与“轻”。这是叙事中很高的标准，要求叙事者具有全局的器识和洞察史事的敏锐。 试论其分论之三。《叙事》篇在列举一些具体事例后指出： 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2]卷六《叙事》，167 查文中所举诸例，多是“假托古词，翻易今语”或“虚引古事，妄足庸音”的“润色之滥”的种种表现，致使“学者何以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这同《言语》篇所批评的叙事者“怯书今语，勇效昔言”的思想是相吻合的，故浦起龙在《叙事》篇后评论说：《叙事》篇“与《言语》同意”，正是看到了它们的内在联系。 综而言之，刘知幾关于史文表述的思想，是以史书叙事为核心提出问题，并从审美的角度一一展开论述，既涉及叙事者的思想内涵、历史见识，也涉及其文字表述的修养，显示出史书编著这一最后环节的重要性。 以上，我们从史书编著的体例、内容、方法、原则、史文等五个方面，对刘知幾的史书编著思想作了系统的考察和分析，从中可以看出，刘知幾在这方面有广泛的阅读和丰富的积累，凡所论列，随手拈来，指陈得失，发人深省，在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