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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史书编著 这部分内容占据了《史通》内篇的绝大部分，也是刘知幾史学批评锋芒所指最集中之处，关于这部分的论述，这里只能采用提要式的方法予以概说。 这里说的史书编著，从《史通》的篇名标目来看，可知主要是指纪传体史书的编著，有的问题也不限于纪传体史书而具有普遍的意义。从逻辑上看，这里所讨论的内容，当上接《史通·二体》篇所论并予以广泛地展开。通观《史通》内篇，反映其史书编著的思想，大致包含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关于纪传体史书体例的思想。刘知幾在这方面考虑周悉，用功甚勤，积累丰厚，真知灼见贯穿各篇。凡涉及体例的篇目有《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等，这些是纪传体史书的基本体例。体例是反映史书内部结构，也是对史书内容的规范。刘知幾关于体例的思想，一言以蔽之是：“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2]卷四《序例》，81可见刘知幾对史书编著中体例处置的重视，这是必要的。但任何事物都不能作绝对的看待。刘知幾重视体例而达到固守体例的程度，则有碍于他对历史本身的认识和判断。如他在《史通·本纪》篇中，批评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在《世家》篇批评司马迁为陈涉立世家等，显然是要历史符合体例，而不是以体例去适应历史[7]，这是刘知幾体例思想的局限性，虽不影响全局，但指出来是必要的。 第二，关于史书内容的思想。与史书体例篇目相比，这一部分论述较少。《书事》《人物》《载言》《载文》等篇，与史书内容关系比较密切。其中，以《书事》篇最集中地反映了刘知幾关于史书内容的思想，他写道： 昔荀悦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干宝之释五志也：“体国经野之言则书之，用兵征伐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辞则书之，才力技艺殊异则书之。”于是采二家之所议，征五志之所取，盖记言之所网罗，书事之所总括，粗得于兹矣。然必谓故无遗恨，犹恐未尽者乎？今更广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叙沿革，二曰明罪恶，三曰旌怪异。何者？礼仪用舍，节文升降则书之；君臣邪僻，国家丧乱则书之；幽明感应，祸福萌兆则书之。于是以此三科，参诸五志，则史氏所载，庶几无阙。求诸笔削，何莫由斯？[2]卷八《书事》，212-213 一部史书应具有怎样的内容？每一位作者都不能不有所考虑，而且应当在书中交代明白，如《史记·太史公自序》、班固《汉书·叙传》等就是如此。当然，这是就某一部具体的史书来说的。如果从一般意义上讨论史书应包含哪些内容的话，那就是一个理论问题了。刘知幾正是从“记言之所网罗，书事之所总括”之一般意义上来考察史书内容的。 从上述引文来看，刘知幾赞同荀悦“立典有五志”的观点，也赞同干宝对“五志”的阐释。其实，荀悦所说“五志”，是指史书所书史事，应符合这五个方面的要求，而干宝的解释则是涉及具体史事，二者虽不能完全对应，但可以互相发明。刘知幾在此基础上补充“三科”，依其自己的解释，涉及制度的演变、国家的治乱和民间的祸福之征兆等，应是更重要的史书内容。 此外，刘知幾在《人物》篇中写道：“夫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2]卷八《人物》，220-221换言之，凡大善大恶之人，有“示后”和“诫世”的作用，这样的人和事，也是史书内容的一个方面。他在《载言》篇中提出把有关的重要言论可集中起来加以分类，编成“制册书”“章表书”等等，编入纪传体史书。[2]卷二《载言》，31刘知幾认为，重要文章，应是史书内容之一，但必须精选入史。他在《载文》篇中指出：“且汉代词赋，虽云虚矫，自余它文，大抵犹实。至于魏、晋已下，则讹谬雷同。榷而论之，其失有五：一曰虚设，二曰厚颜，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篇中对五“失”一一分析，认为以此类文章入史，“非复史书，更成文集”，实不可取。篇末，他从正面提出史书载文的参考标准及相关原则，这就是： 盖山有木，工则度之。况举世文章，岂无其选，但苦作者书之不读耳。至如诗有韦孟《讽谏》，赋有赵壹《嫉邪》，篇则贾谊《过秦》，论则班彪《王命》，张华述箴于女史，张载题铭于剑阁，诸葛表主以出师，王昶书字以诫子，刘向、谷永之上疏，晁错、李固之对策，荀伯子之弹文，山巨源之启事，此皆言成轨则，为世龟镜。求诸历代，往往而有。苟书之竹帛，持以不刊，则其文可与三代同风，其事可与《五经》齐列。古犹今也，何远近之有哉？ 昔夫子修《春秋》，别是非，申黜陟，而贼臣逆子惧。凡今之为史而载文也，苟能拨浮华，采贞实，亦可使夫雕虫小技者，闻义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堤防，持雅之管辖，凡为载削者，可不务乎？[2]卷五《载文》③ 在刘知幾看来，史之载文，必当慎重。要有“拨浮华，采贞实”的标准，要有“书之竹帛，持以不刊”的意义。刘知幾关于史之载文的思想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